太原，李府。
很多官员都在，几乎来了半个城的官吏。
李唐臣在太原地位超然，他是大景第一批河东系的领袖，说是晋党其实也不为过。
只是没有那么明显。
因为在大景建国的过程中，所谓的晋党，并不是一起投效的。
他们的利益并不一致。
太原城的李唐臣、刘继祖，不过是府学教授和城中豪商。
因为太原危在旦夕，他们为了保护家乡，不得已只能投靠当时兵强马壮的西北军头陈绍。
他们是主动投的，陈绍并未施加多少压力，更多是完颜宗翰给的压力。
而且投奔陈绍之后，马上就把太原的物资贡献出来，然后配合他攻略河东其他州府。
双方通过联姻，彻底缔结同盟。在这个时代，人们唯一信任的方法，往往就是联姻。
种家和陈绍如此，横山羌酋豪金灵也是一样，甚至河西贵族张氏、翟氏也是通过联姻，才和陈绍绑定起来。
而汾州等地的豪强，如张克戬等人，是大宋的士大夫公卿，在朝中也很有势力，他们的地位在大宋体系内，是比陈绍高很多的。
再加上大宋重文抑武，他们心中肯定不愿意投靠一个军头。
而且当时这个军头，还有点不守规矩。
不过随着定难军的战绩越打越吓人，他们才逐渐权衡利弊，选择了加入。
等到建国之后，李唐臣这一批太原系的，理所应当得到了最高的待遇。
张克戬世代公卿，在河东树大根深，也只是做了六部尚书，摸不到相位。
刘继祖商户出身，照样成为大景宰相，宰辅天下。
所以晋党虽然看着很强，纸面实力超然，实际非常松散。
和西北来的那群人不一样，那群人是真的凝聚力极高，他们同荣同辱，又有过命的交情。
定难军起势之初，哪一步不是拼死向前。
以西北之贫瘠，养近十万骑兵，本来就是一场豪赌。
只需要败上一次，或者陈绍出事，那很有可能就会彻底坍塌。
这一伙势力，也会分散甚至内讧，成为这场乱世中昙花一现的存在。
李府的花厅内，金黄色的菊花开得锦灿灿，十分惹眼。
陈绍坐在上首，风采气度和离开太原时并没有什么两样。
人们恍惚中，觉得他还是那个在太原搅动天下局势的主公。
算上去汴梁的几年，他离开太原其实已经八年了。
八年时光，并未让他衰老一分，反而越发地精神。
人们这时候才想起，陛下是如此年轻，他虽然已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盛世，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帝国，但他还依然春秋鼎盛。
男人最黄金的30-50岁，他才刚刚开始走这段路。
李唐臣清闲下来之后，反而衰老了一些，或许是在相位时候，每日里殚精竭虑，都不敢老。
精神和身体都是高度集中的。
一旦放松了，反倒老了一些。
但是今日十分自在，煤引司的事已经处理完了，拿下了不少河东官员，这些人中很多都找过李唐臣求情，但是李唐臣没有出面保下谁。
大景的监察反腐体系，就是他最后的绝唱，是他一手打造的。
“陛下来到太原，河东立马大收，今年我们有望超过去年。”
“没错，建武以来，未有如此大收！”
一说到丰收，陈绍就由衷地一笑。
只有做了皇帝才知道这两个字的可贵。
如果你是一个狗运皇帝，在你当皇帝的这几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那么哪怕你狗屁不干，天天在后宫酒池肉林，声色犬马。
你也是一个圣明天子。
因为帝王的统治合法性常依托“天命”理论——皇帝是“天子”，代天牧民，其统治的正当性需通过“天”的意志（如祥瑞、灾异）来彰显。
农业丰收被视为“天道顺遂”的吉兆，直接关联皇帝的“德”。
大收说明你是一个有德之人。
相反的，哪怕你勤政仁善，日理万机，夙兴夜寐，一心要做个好皇帝。可是你任期内天灾不断，则被解读为“天谴”，暗示皇帝失德，可能引发朝野质疑甚至劝谏（如汉代“灾异策免”制度）。
建武以来，大景的收成，其实不光是看天。
他带着大家伙挖水渠、改良种子、鼓励垦荒、蓄养耕牛、制作发放耕具...
全都是能增产的。
所以哪怕是气候不好的时候，大景也能维持基本的粮食收入。
陈绍呵呵一笑，抿了口茶，心里又算起账来。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他就要算账。
在拿下南荒之后，南海十一州，会让大景粮食产量剧增。
这些地盘的农业潜力是“冰火两重天”——拥有世界上最肥沃的粮食产区，但也伴随着最恶劣的开发环境。
湄公河三角洲、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红河三角洲，这些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可轻易实现一年三熟。
是潜在的帝国第一粮仓。
爪哇岛、吕宋岛的火山灰土壤极其肥沃，利于热带作物。
谏义里等地历史上就是重要稻米产区。
这些地区划归大景之后，中原汉人的南下，会让这里的耕作更上一层楼。
只要吃的饱，帝国的未来就不可限量，因为吃饱的中原，一般是不会陷入内斗的。
不内斗，自然就要想办法外斗。
从伊犁河谷西征是一条线，还有一条线，就是走海路进攻印度。
这都在陈绍的计划之内。
大景和其他王朝相比，进攻性高了百倍不止。
因为大景施行了一个疯狂的赋税制度，那就是蔡京提出来的累进税。
这本来是蔡京和旧势力割席的操作，却意外地改变了整个中原士绅、官吏阶层的志向。
原本大家做了大官，发了财，就是买地。
哐哐买地，传给子孙，吃喝不愁。
我中原沃土神州，物产丰盈，只要家里有足够多的地，根本就没有其他顾虑。
要是有，那就是地还不够多，还要继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