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绍心中早就有了计划，不光是建武八年，接下来的五年，都是这样的大略。
“百姓如草，泽润则生，这些年咱们减税、分田、培育推行良种、发放耕具与耕牛，可以说是一味地鼓励垦荒。农事已经多有丰收，但哪怕是熟年，也比不上商税。泉州港一艘海船出海，回来就能赚上万贯——比一千亩地一年的出息还多。”
“农耕，是咱们的根本，所以今年不再减商税，却要继续助农。”
在场的官员，心中想法各异。
大景的官僚，因为没法无限制地兼并土地，所以很多都把自己的资产，投到了各个商队中。
随着大景的开拓，商队获得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赚的盆满钵满。
大家吃分红，吃得不亦乐乎。
所以大家都是想继续鼓励商贸，减免市舶、茶马、丝绸...等商税的。
但皇帝那里算的清楚，说的分明，谁也不想去和他争辩。
只要不是很过分，大家只能是忍一忍。
毕竟如今这好日子，也是陛下一手打造出来的。
也就是陈绍没有上这艘船，依然保持着理智，否则的话大景也会在这条道路上一去不复返。
农耕，始终是根本，这一点是不能变的。
至少在未来的千年之内，都必须保证商贸不能失控。
陈绍继续说道：“至于天竺和西辽的战事，会持续很久，大家要习惯和这两场西征并存。”
他要大家把战事日常化，尤其是对讲政堂来说，要对战争脱敏。
这也就是说，未来还会有很多场战争，自己是不会收手的。
这就要朝中的文官集团，不要有其他想法，好生配合武将们打仗。
其他朝代的文官，此时哪怕要冒着丢官杀头的风险，也要激烈反对。
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士绅集团，是吃不到战争红利的，却要为战争买单。
他们需要缴纳军饷、自己的佃户会被抓去当民夫苦力，而且武将们还会因此爬到自己头上。
但对大景来说，这一切都不存在，他们也能吃到战争的红利。
中原王朝的历史上，就没有文武一心，还打败仗的例子。
要做到文武一心实在是太难了。
大景一旦短暂地做到这一点，战争就会不断扩大，根本停不下来。
当满朝文武，不分彼此，大家都盼着打仗的时候，战争就是无限的。
南荒之战，就是一个例子。
当时的陈绍，还没有看清这其中的逻辑，只觉得战争有些失控，他想踩踩刹车的时候，发现自己都刹不住了。
好在后来，他看出了其中的脉络，于是干脆放开管制，让南海水师自行发挥。
结果也很明确，南海水师直接打到现在，消灭了所有眼前的敌人之后，又盯上了天竺。
南荒之战已经说明了，在这种模式下，战争永远不会停下来。
陈绍和官员们，又讨论了一下两场战事。
这两场战争距离中原太远了，所以很多战报其实并不算特别及时。
但是大概的战局，大家还是都了解的。
总的来说是捷报频传。
战场上的罪恶和暴利，传到了中原的时候，已经完全听不到了。
大景的百姓，普遍认为这是王师教化四夷，天子在本就该属于他的土地上，行使自己的权力。
毕竟从中原文明的内核上，是可以寻到这些战争的礼法正义性的。
至于士农工商的政策倾斜，其实才是和百姓们息息相关的，这些稍微一点点的调整，就能影响他们接下来的生计。
但这些，反而是他们所不能知道的，只能是在几年后，才回过头来才能发现。
建武七年还有之前的几年，为了配合战争，朝廷是颁布了不少利商的政令的。
如今要微调了，因为商贸有些失控，朝廷要鼓励农耕。
至于士和工，因为科举改革，这两个可以放在一起了。
毕竟士和工，都有科考，建武八年没有大考，也就不怎么着重讨论。
这场小会开完之后，讲政堂的这些大臣，聆听总结陛下的圣意，从而以此制定来年的政令。
然后再交给陈绍审批，没有问题的话，在朝会上拿出来，让大家讨论一下，查缺补漏。
大概率，就可以顺利实施了。
刘继祖等人听完，心中已经有数，建武八年大方向上不动，农、商事有微调。
那接下来一年，他们不需要太多改变，算得上比较轻松。
眼看天色已晚，大家这才起身，行礼之后要走。
陈绍笑道：“这时候下山，再回到金陵，便是深夜了。卿等皆是朕的股肱之臣，哪能让你们饿上一路，今日就在此地赐宴吧。”
大臣们也是很久没有参加御宴了，纷纷谢恩，也不跟陈绍客气。
因为陈绍经常赐宴，大家都也习惯了，时不时来皇帝这里吃一顿。
这不光是不用饿着肚子回家的事，参加御宴本身就是一种荣耀，甚至每一次都可以成为他们履历上的一笔。
恰好整个历史上，最喜欢赐宴的，就是前朝大宋。
赵大是军头出身，和陈绍类似，他是借“庆功宴”“建隆旧臣宴”频繁赐宴禁军节度使、藩镇降王，以宴饮收兵权。
为此，他还和赵二、赵普一起，定下“大宴、常宴、曲宴的三级体系。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其多次“宴近臣于广政殿”“赐群臣食于讲武殿”。
可以说，赵大吧“赐宴”从宫廷享乐升格为“皇帝—功臣/文臣/外藩”的关系确认仪式，后代沿为祖制。
到了宋真宗和宋仁宗的时候，算是把这一套发扬光大了。
“每岁元正、端午、冬至、千秋节，大宴于崇德殿……凡大宴，赐酒七行”。
大景的江山，是大宋禅让来的，很多大臣都曾经仕宋，所以他们也很乐意参与御宴。
陈绍的御宴很纯粹，就是吃喝，有时候会叫雇佣来的乐师舞女奏乐助兴。
甚至君臣也经常起舞。
但在宴会上，基本不谈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