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她只能自己挣。
除了朝廷给的微薄俸禄，她只能通过卖符，给朝廷官员们算命测吉凶赚钱；
待出京，她赚钱的方式就更多了，毕竟客户群体更加庞大。
即便是扛幡出去游街，也能赚个一两半钱，别小看这些钱，于一些人而言，半钱银子能救命。
这都是通过她辛苦赚来的钱，除此外，还有倭国大森乡那边的银矿收入。
她在那边的小私矿，每季都能蹭朝廷的白银船回来，一年也能净入一万两千两；
还有她大师侄王璁，他的海贸和商队做得蒸蒸日上。
他现在走的地方越来越远，早些年一年能回来一次，近几年，出海一趟就要两三年，而每次回来，除去所有成本，净利润达到二十万两白银以上。
由此可见，海贸有多暴利。
也由此可推导，这几十年来，那些走私海贸的宗室、权贵、当地豪族有多赚钱。
同样由此可见，大明如今的海关税收有多少。
去年户部盘账，海关税收已经直逼盐税和茶税，这几年朝廷给官员和宗室们发的都是实银，还多加了一笔养廉银，综合算下来，俸禄比以前高多了。
也因此，于谦下大力气整治吏治，并新增了官员考核法也不曾出大问题。
那些大官员不论，就中下层官吏而言，他们日子比从前好过多了；
除他们外，清廉的官员收入也比以前高，且是正当收入。
对于一部分心怀理想，还不想腐败的官员而言，多出来的这笔养廉银让他们硬气多了，至少近两年贪腐情况都减少了。
当然，水至清则无鱼，何况这本就偏于浑浊的官场。
再怎么整顿吏治，贪腐的问题也不可能根治，尤其海关这等要紧地方，更是屡禁不止。
不过，朱祁钰没以前那么焦躁了，大概是因为国库终于不空虚，兜里有钱，人也宽容了一些。
所以，趁着皇帝心胸变广，心情大好，出手大方的时候，潘筠拉着太子去江南看民情。
不到两个月，太子就亲自上表，请求皇帝降低江南百姓的赋税。
才十岁的太子一边写一边哭，泪水都把纸渗透了，江南普通百姓的日子实在是太难过了。
大明的赋税是划分区域的，并不完全一致。
北方和西南等地，因为亩产少，所以税赋低，官田基本在亩五升三合左右，民田要少一点，为三升三合；
但江南，尤其是苏州和松江等地，官田高达一斗以上，最高者，一些被罚没的官田和官奴租种的土地，被收税一斗二升，是其他地方的官田三倍左右。
但江南也并不全是如此，浙东青田县，亩税仅半升，是江南的普遍赋税的二十分之一。
不患寡，而患不均，潘筠问太子，江南赋税如此严苛，普通百姓对大明的感情从何处培养呢？
更惨的是，江南士绅还会官绅相护，通过“诡寄”“飞洒”等手段逃税，朝廷收不上税，当地官员为了完成任务，就会把赋税转嫁到无权无势的自耕农和佃农身上。
以至于，本来就负担了超过三倍赋税的江南普通百姓，最后要承担比其他地方重八倍的赋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