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典故不仅佐证了其开篇论点，更生动展现了“忠厚”在实践中的崇高形态。
“后世刑赏之弊，多失本心，秦法凝脂，弃灰者刑，至陈涉一呼而天下倾。盖严刑止奸，奸愈滋；厚赏劝功，功益伪。汉张释之治犯跸，文帝欲诛，释之持‘法者天下共’之义，卒罚金而止。向无释之，则君怒失度，法意荡然。”
第三段章衡则是笔锋一转，他痛陈后世刑赏之弊——失其本心。
以秦法严苛终致天下倾覆为反面教材，深刻揭示“严刑止奸，奸愈滋；厚赏劝功，功益伪”的悖论，再辅以汉文帝时张释之据理力争维护法度的正面案例，形成鲜明对比，有力论证了失却“忠厚之本”的刑赏，不仅无效，更是祸乱之源。
“故忠厚之极，在明‘刑赏乃末，仁心为本’。《礼》云‘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汉初缇萦雪冤，天下颂仁，若效秦法刻深，虽狱吏称职，然断肢体、绝人伦，是戕生民元气也。故皋陶明刑以弼教，管仲设令而维邦。刑赏之用，譬犹炎火，托仁德为膏薪，则辉光烛物；舍忠厚而逞威，纵赫熖灼空，终归煨烬。”
“天道春生秋肃，无非至仁；王政刑诛赏庆，皆涵大德。昔宋景公不忍移灾于卿佐，为政者诚应推此心于四海，使民如沐春阳，则画地为牢之风可复，刑措之治不远矣。”
在充分的史实铺垫后，章衡水到渠成地亮出其核心观点。
也就是“忠厚之极，在明‘刑赏乃末，仁心为本’”。
此论直指根本，将刑赏定位为“末”，而将仁心确立为治国之“本”，清晰界定了二者的主从关系。
他还引用《礼记》“听讼原情”之义，结合汉初缇萦救父感动天下、促使废除肉刑的史实，进一步阐明，若效法秦之刻深，即便狱吏称职，其“断肢体、绝人伦”的酷刑本身就是在“戕生民元气”，从根本上违背了生养教化的天道仁心。
其点睛之笔，则在于“刑赏之用，譬犹炎火，托仁德为膏薪，则辉光烛物；舍忠厚而逞威，纵赫熖灼空，终归煨烬”这句精妙的比喻。
这既是对历史教训的总结，也是对当政者的警世箴言，将刑赏与仁德的关系剖析得淋漓尽致。
文章最后，章衡将视野提升至天道自然的高度，指出刑赏亦应如四季运行般，蕴含“至仁”的本质。他再引宋景公不忍移祸于臣子的典故，呼吁为政者推此仁心于四海，使万民如沐春风，最终展望那“画地为牢之风可复，刑措之治不远”的至高理想境界。
纵观章衡此文，其立意纯正宏大，紧扣“忠厚”之本在于仁心与教化，论证绵密厚重，圣王典范与历史教训信手拈来，正反相衬，层层递进。
可以说，其文展现出的深厚学养、严谨思辨与稳健气度，完美体现了传统儒家经典义理与史论结合的巅峰造诣，是标准的、典范式的应试雄文。
这篇文章，与不编典故的苏轼的文章，基本上是同一水平的。
然而，其光芒虽盛，终究是在既有的、精熟的“正道”上攀登至顶。
当第六篇，也就是陆北顾那篇立意更为奇崛、思辨更为锋锐、直指“治本”核心、带有某种颠覆性的文章出现时。
章衡这轮皓月般的圆满，便不可避免地成为那轮即将喷薄而出的旭日的映衬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