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亚战争始于1853年，当时奥斯曼和俄罗斯军队在多瑙河边，今属罗马尼亚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地区发生了交战。战火随后向高加索蔓延，在那里，当地穆斯林部落反抗俄罗斯的活动受到了土耳其和英国的鼓励和支持。
随后战火延伸到黑海其他地区。到了1854年，英法两国加入土耳其一方，奥地利也威胁要加入反俄罗斯联盟。在此形势下，沙皇把军队从这两个公国撤出，战场转到了克里米亚。在1854—1855年间，军事冲突还出现在其他几个地方：在波罗的海，英国皇家海军计划进攻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
在白海，皇家海军于1854年7月炮击了索洛韦茨基修道院，而索洛韦茨基当时是俄罗斯在白海的政治经济中心；战火甚至延伸到西伯利亚的太平洋沿岸地区。”
——《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
关于克里米亚战争这一战役，1853年初只是其开端，1853年末战争的引线被彻底点燃，最终在1854年被引爆。
而在1853年2、3月间，沙皇尼古拉一世正与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西摩勋爵举行了多次会谈。
沙皇如此说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病人，他已病入膏肓。如果我们让他就此离去，特别是在善后工作还没有做好之前，那将非常不幸。”
在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之际，英国与俄罗斯之间达成协议，有计划地瓜分领土将是“非常重要”的。这样至少能阻止法国派兵到近东地区，一旦法国派兵，俄罗斯也将不得不派兵进驻奥斯曼帝国领土。
“如果英国和俄罗斯达成了协议，”沙皇对西摩说，“那么其他国家怎么想、怎么做都无关紧要了。”沙皇还“以一名绅士的身份”保证俄罗斯已放弃了叶卡捷琳娜的领土野心，他并不愿意征服君士坦丁堡，而想让其成为一个国际城市。
沙皇跟英国大使的这些会谈的意图总结起来就是想要跟英国达成合作，大家一同肢解奥斯曼帝国，你一大块、我一大块，再给别的一些国家一小块，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
而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西摩对沙皇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的计划并不感到震惊，在发给外交大臣罗素勋爵的第一份报告中，他甚至对此表现出欢迎态度。他写道：“如果俄罗斯和英国，这两个最关注土耳其命运的基督教大国能够占领欧洲原来被穆斯林统治的地区，这将是19世纪文明世界取得的高贵胜利”。
对于这个提议，英国目前仍然持保留态度，毕竟在如今这一时期，法国和俄罗斯都在试图拉拢英国，但英国对这两个国家都不信任。而适当的摇摆显然是能为英国争取到更多的好处。
在这种情况下，尼古拉一世反而是越说越起劲，对于自己的计划也越来越有信心，但尼古拉一世念叨久了，西摩却是对沙皇“鲁莽冲动”的计划日益厌恶，他觉得沙皇似乎打算把宝都押在与土耳其一战获胜之上，他将此归咎于沙皇在位近三十年积累起来的傲慢。
而尼古拉一世之所以这么有信心，还是因为他觉得在1844年访问伦敦期间，他与阿伯丁勋爵之间建立了某种情感联系。当时阿伯丁勋爵是外交大臣，现在已成为英国首相，是英国领导人中最亲俄的一个。阿伯丁在圣地纠纷上对俄罗斯的支持，被尼古拉解读为英国赞同他对奥斯曼帝国的瓜分方案。
恰恰是在2月份的时候，俄罗斯大使布鲁诺夫男爵还在发回的一份报告中告知沙皇，说阿伯丁在一次随意的对话中谈到奥斯曼帝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恶劣的政府，英国一点都不愿意继续扶持它。在看到这份报告后，尼古拉相信已不用担心英国会与法国结盟。
值得一提的是，布鲁诺夫男爵在写这份报告的时候，也是情不自禁的就想起了米哈伊尔曾经写下的那封大逆不道的信，想到了米哈伊尔那些荒唐的战略分析。
尽管他的心莫名其妙咯噔了一下了，但他最终还是更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对英国政局的判断。
毕竟那位文学家就算再厉害，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文学家而已。
他对英国政局的判断难道能比他这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更精准？
不可能的！
更何况如今英国政府的首相阿伯丁勋爵确实是一个亲俄分子，他也确确实实的讨厌奥斯曼帝国。
这样一来，那位文学家难不成还能操纵英国首相、操纵英国政局？
他要是真有这本事也不至于从俄国逃出来了！
总而言之，布鲁诺夫男爵更加相信自己的观察，并且向沙皇传递了一些消息。
但布鲁诺夫男爵不知道的是，在东方问题上，英国首相阿伯丁勋爵在英国内阁中日益孤立，他完全不了解英国政府的政策似乎正在走向反俄的方向……
沙皇尼古拉一世对此就更一无所知了，在他的观念里，他跟英国王室修复了关系，又跟如今的英国首相有着某种情感联系，那他的瓜分计划又怎么可能得不到英国政府的同意呢？
只能说，尼古拉一世在俄国已经专制了太久太久，以至于他完全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如今这一时期的英国政府的运行方式早就跟他想象中的大不一样……
当这场将会改变许多东西的大战正在酝酿的时候，在俄国深处的鄂木斯克，一位名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犯刚刚从鄂木斯克监狱获释……
四年的苦役生涯仿佛要比永恒更加漫长，又仿佛转瞬即逝，这其中的艰辛更是难以言说。
他在写给他哥哥的信中对此做了平实的描述：
“……我们的处境很糟。军事监狱比民事监狱糟糕得多。在狱的四年，我一直待在高墙后，除了劳动之外从没出去过。他们指派给我们的活很重（当然并非总是如此），在恶劣的天气中，在潮湿、雨水和冻雨中，在冬天无法忍受的寒冷中，我有时会彻底累垮……
我们挤作一团，全都生活在同一座营房里……夏天闷热不堪，冬天冷得无法忍受……我们就像桶里的鲱鱼那样挤在一起……我们把羊皮大衣盖在身上，总是整晚露着脚。整个晚上，我们都瑟瑟发抖。跳蚤、虱子和蟑螂可以用斗来装。
他们给我们的食物是面包和白菜汤，汤里有四分之一磅牛肉，但肉被剁得很碎，我从没看到过。放假时会供应几乎没有油水的稀粥。斋戒日几乎只有煮白菜。我罹患无法忍受的消化不良，病了好几次……”
这样的苦难是如此沉重且令人难以忍受，但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颗敏锐的心灵，却是在这日复一日的摧残下得到了更多的磨炼，也让他积累了大量的写作素材：
“不过，人到了哪里都是人。在监狱的四年里，我终于在犯人中找到了一些人。相信我，他们拥有深沉、坚毅和美好的性格，在粗粝而坚硬的表面下发现金子多么让人愉快。不止一两个，而是有好几个。不可能不对其中的一些肃然起敬，有的棒极了。
我曾教一个年轻的切尔克斯人（因为拦路抢劫被罚做苦役）俄语读写。他对我多么感激！另一个罪犯在和我分别时哭了。我给过他钱——但这算得了什么呢？反过来，他的感激却是无价的。
与此同时，我自己的性格却变坏了；我喜怒无常，对他们缺乏耐心。他们尊重我的精神状况，毫无怨言地忍受着一切。顺便说一句：我从苦役营收获了多么丰富的人物类型和性格啊！……足以写满整卷整卷的书！多么神奇的人啊。”
而相较于肉体上的苦痛，精神上的折磨在某种意义上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要更加难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