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走出Badaboum，走向巴士底广场。整个过程没有组织，没有计划，没有任何人引导。他们只是自发地喊着口号走着，越来越多的人从旁边的街道里汇进来，像一条溪流在汇入大河。吴忧被簇拥在人群中间，他的脚甚至有一段时间没有碰到地面，他被推着走，被抬着走，被裹挟着走。
在巴士底广场，他又做了一次演讲。这一次的演讲比刚才更短，但他站在广场中央的那根柱子旁边，对着那些聚集过来的人说了一些关于“记忆”和“遗忘”之间关系的话。他说“遗忘是最温柔的背叛，它不是故意的，但它比故意的更残忍”。人群在扩大，从几百人变成一千人，从一千人变成两千人，最后聚集了三千余人。有人在挥舞衣服，有人在吹口哨，有人在唱歌，大家都在看着那个站在柱子旁边的华国导演。
最后，巴黎市府和警察都介入了。警车停在广场的边缘，警灯在夜色中旋转着，闪烁的蓝光和红光在建筑的外墙上交替出现。警察没有驱散人群，只是站在外围维持秩序，确保没有发生冲突。驻法大使馆也接到了消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脸色很不好看。一时之间，气氛很紧张，像是绷紧的弦，随时可能断掉。但最终，什么都没发生。
等到集会结束，人们三三两两喊着口号回家了，声音从嘈杂变成稀疏，从稀疏变成零星，最后消失在巴黎的夜色中。吴忧站在广场的角落，看着人群散去，警察撤走，广场慢慢安静下来。他的衬衫已经被汗浸湿了，贴在背上，风一吹，凉凉的。他和所有警察以及大使馆的人都松了口气，那种紧绷了很久的弦终于松下来了。
好在在法国，游行就像在华国看热闹一样常见，大家甚至手里还拿着没吃完的法棍，嚼着培根，看到游行，听到顺口的口号就直接加入了进来。等觉得活动进行得差不多了，就回去继续夜生活了。
当大使得知这是因为吴忧在宣传电影时，有些哭笑不得。他走到吴忧面前，看着他，表情很复杂，最后说了一句：“吴导，您这宣传方式，是不是有点太，太有创意了？谁家宣传电影跑来演讲喊口号啊，这要是发生群体事件可咋办啊。”他的语气里有担忧，有责备，也有后怕。
吴忧也有些后怕。一开始他只是想着说几句，多几句，把现场气氛热起来。他没有想到那些话会引来这么多人的共鸣，也没有想到那些人会走出livehouse走向广场，更没有想到人群会从几百人膨胀到三千人。
他想了想过程，也有些后怕。这里面万一有一两个对社会不满的，又带着武器的人混在人群里，很大概率会出事。他暗自告诫自己，以后还是要谨慎一点。他的电影可以激进，但他这个人不能激进。
巴黎警方带走了吴忧做了个笔录，问了他几个问题，吴忧一一回答了，语气平静，态度配合。好在吴忧本人是个极其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再有大使馆的人在场，再加上没造成什么后果，巴黎警方也没多生事端，记录完之后就让他离开了。但也给他们提了个醒，在吴忧离开时，巴黎市政府和警局要求吴忧如果在巴黎范围内举行演讲，一定要先到警局备案才行。吴忧点头同意了。他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在巴黎举行演讲，但他知道，先备案这个原则确实是对的。
一场小风波过后，大使馆为吴忧举行了一个宴会，规模不大，大使和参赞邀请了在巴黎的一些文化名人出席。吴忧环顾了一圈宴会厅，然后看到了一个不太想见的人。
他的老丈人，安秘书。现在也不是秘书了，现在是巴黎第七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安院长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面前放着一杯茶，没有喝，表情很平静，像是在等什么。
这些年吴忧都有意无意地避着他，就算来巴黎也没去见过他，因为实在有些尴尬。想当年，人家是把老婆女儿委托给自己照顾，让他女儿得到好的发展。结果到现在，发展到一个被窝里去了。这个转变，无论从哪个角度解释，都显得有些不合适。他每次想到这件事，都会觉得自己好像确实有点对不起老安。
不过既然已经见面了，吴忧强装镇定，站起来，端着酒杯走过去，笑着和安院长打招呼：“安院长，你好。好久不见。”
安院长听到这个称呼，有些愣神。他早就知道自己女儿被这个混蛋骗走了，他这次过来，原本也有找后账的意思。但听到吴忧叫他“安院长”而不是“安叔”，他心里的火气就一下子被挑起来了，自己女儿都被你骗到手了，还不称自己一声“叔”，还“安院长”。他板着脸，和吴忧握了握手，没有说话，手劲很大，像是要把什么东西捏碎。
大使馆的人不知道他们之间的故事，看着气氛尴尬，以为两人只是不熟，就过来打圆场聊天。大使很风趣地讲述了吴忧今天在巴士底的事迹，说：“吴导今天在巴士底的演讲，比我见过的很多法国政治家的演讲都更有感染力。”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吴忧配合着笑了几声，但余光一直注意着安院长的表情。他一直没有笑，只是坐在那里，端着那杯已经凉透的茶，目光偶尔在吴忧脸上停留一下，然后又移开。
宴会结束后，吴忧主动邀请安院长：“安叔，一起喝杯咖啡？”他换了称呼。他注意到安院长的眉头动了一下。
安院长点头答应。两人去了酒店的咖啡厅，在角落里的一张小圆桌旁坐下。咖啡送上来之后，吴忧握着杯子，手指在杯壁上轻轻摩挲了一下，然后开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