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汇报完工作之后，郭楠又应露琪亚女士的再三邀请，前往佛罗伦萨帮忙。
这个时候，由朝廷主持的对郭楠在之前战斗中的表现所进行的考察，还没有结束，因此郭楠的处境其实有点尴尬。一方面，他确实立下了不少功劳；但另一方面，郭楠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名臣能吏，他的很多举措，哪怕在当时也是颇有争议的。因此，朝野上下很多人希望对他的所作所为，进行细致的盘查，确定他的诸多行动是否正当，以及更进一步地——是否要对他进行奖赏，抑或进行追责。
郭元帅本人就是推动进行审查的主要动力来源之一。不过对于这件事，从中宗到一些普通官吏，都表示过疑虑。
据第二次内战早期的著名学者杨怀义先生的记录，当时中宗曾经对郭元帅说，权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一个团队来维持的。摆赛汗和柱国们之所以拥有权力，是因为他们有一众围绕自己的军官和官吏，从而形成一个集团。有了这些人来维持，顶层的权力才有意义。
所以，顶级勋贵的子弟，都会早在成年之前，就开始积攒班底了，包括郭元帅自己在内，也是如此。他在大都当时那种无序状态下，都能马上调度力量，出征埃及时也能立刻团结起国内外各路势力，这都是家族还有自己一直以来的积累在起作用。
但是，现在郭元帅总是责备郭楠做得不够好，乃至要调查他的违规行为，而不是借机给他奖赏，让他能够得到更多资源和威望。这就是削弱了郭楠的力量，也是削弱郭氏的根基。中宗因此觉得，他严厉得有些过分了。
郭元帅回答说，他并不是一定要苛责郭楠，而是处于这个位置，只能这么做。他的权力来源，表面上是因为出身，而实质上是因为秩序。
人们相信，让老柱国的儿子继续执政，能够维持目前的良好局面，因此才会追随他们。包括他们自己的班底，也是抱着“继续跟着他家混，我们还会有好日子”，才继续为他们服务的。
所谓血脉，其实就是个招牌。在“任何王公贵族，也总是会死的”这个前提下，大家暂时找不到一个更平稳的方式传承权力，因此默认前主事者的子嗣，作为直接的利益继承者，会有动力维持现有秩序，所以便会自然地把此人作为继承者的首选。
因此，哪怕是世袭君主之外的政体，比如古罗马，或者现在的一些共和制城邦里，执政者的后代也往往会被视为更可靠的人选，被整个统治集团视为“自己人”。但反过来，如果后代并没有维持现状的意愿，或者毫无解决问题、维持秩序的能力，那么其他人也会毫不犹豫地试图换人，因为他们效忠的只是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制度而已。
所以，他真的关心郭楠，才会反复要求他遵守规则，而且宁可让他多吃亏，也要以公正为优先，否则就算给他一堆虚名，也是无法服众的。
按杨怀义的记录，中宗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因此就不再过问了。但后来郭楠想要举事，恢复罗马正统秩序的时候，却发现很多人都对当时的状况不满，但始终没有人能把他们有效组织起来，连他自己都没有能力做到。因此，他的事业一波三折，始终被人掣肘，最终也没有实现兴复罗马的愿望。
杨怀义因此感慨说，郭元帅英明了一辈子，但在这种问题上，反而反应不过来。他太希望能把罗马这个国家当做平台，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却没有看到，这个国家除了他想要发掘、任用的忠勇坦诚之人，也有大量同样具备能力，但心思不纯的野心家。
他把罗马当成了自己的家，但其实这里并不是他自己的地盘，那些对他的做法并不赞同的人，也并非毫无权力，其中很多甚至就是朝廷里的元老乃至柱国、宗室。之所以没有被这些人纠缠、迫害，单纯是因为郭元帅和同伴们实力过强，人家不敢惹他而已。
但是，等到他们陆续离世、退隐，新一代的郭楠等人，尽管才能同样超过大部分普通人，但已经没有他们这种无可撼动的优势，而手里的资源也严重匮乏，不足以战胜其他心思各异的贵族。因此，后来国家也就迅速出问题了。
不过，后世也有很多学者认为，杨怀义的论述里掺杂了不少自己的想法。郭元帅和中宗的谈话内容，他不可能这么详细地知道。更可能是他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借这两位名声显赫的人物，实现劝谏的意图。
当时，杨怀义服务于著名的“河北王”刘忠奇。刘忠奇长期控制黑海西岸、多瑙河以北的区域，这里是罗马最初兴起的根基之一，物产丰厚，人口众多，各种基础设施也比较完备，因此一直认为自己有扫平天下的条件。
然而，周围其他割据势力，条件也不比他差。能在这种腹心地区扎根的，都是根基深厚的人，能得到当地豪强的支持，很多人甚至直接出自前朝的元老大族，拥有比他这种来历可疑的军头更强的号召力。结果，导致了长期对峙局面的出现。刘忠奇也忌惮这些人，觉得自己的实力不足，对于行动充满疑虑。
杨怀义因此认为，要想打破僵局，就要首先增加自己手里的筹码。各方对峙的时候，不要妄自菲薄，因为此时已经没有时间去反思自己实力够不够、团队的水平行不行的问题了，而应该用一切可能手段，获取更多的资源。这样，才能召集更多的追随者，在势头上压倒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