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和工人们的努力也分不开关系，在这个遍地血汗工厂的时代，每天的极致压榨导致疲惫不堪的工人很难保证工作质量。
为了应对次品率的居高不下，当时的工厂主们想出了很多惩罚措施。从当众羞辱到体罚，再到罚款，连坐，甚至试图将其写进法律条文之中，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工厂的告示栏中会将生产处次品的工人和他的次品数量列出，然后让他在告示栏前公开检讨并公开忏悔自己的罪过。
“不该偷奸耍滑、不该让老板为难...”
最后向圣经和工头发誓再也不犯同样的错误。
然后工头会像一位国王一样地在众人面前赦免他，并宽宏大量地拿来一顶锥形纸帽套在他的头上。
纸帽的上面通常写着“懒驴”、“蠢狗”，以及那位工人的名字。
此时“优秀”的工人应该大笑以将自己和“懒驴”区别开来。
“这既是惩戒，也是防止坏习惯的传播。我们是在治疗这些又懒又蠢的牲口！”
——一位苏格兰，阿伯丁地区的工厂主如是写道。
不过这种公开羞辱的方式效果不佳，按照当时的理论分析认为欧洲工人普遍缺乏自尊心和荣誉感，所以必须采取更加严厉的方式。
十九世纪监工手中皮鞭和棍棒都是随身携带，以便随时随地可以打工人，是物理意义上的打工人。
有人甚至将打工人的技巧写成了书，打之前要望闻问切，身高体壮的不打，粗鲁无礼的不打，无家小的不打，喝醉酒的不打，专打老（老实人）弱妇孺便能无往而不利。
据说那位作者即便是到了五十五岁高龄（以当时的角度看）依然坚持在一线打工人，他觉得这和贵族打仗一样都是高雅的运动。
除了物理殴打以外，还有比较文明的水刑、桶刑、关禁闭等。
此时的桶刑脱胎于古罗马时期对弑亲者采取的极刑，把犯人和野狗、蛇、老鼠之类的动物塞入桶中再用铁钉封死沉入水底。
不过十九世纪要文明得多，并不会真把人杀死，只是会把人和老鼠关在桶里幽闭几个小时而已。
在一些地区还出现类似带枷游行一类的刑罚，大致是用铁链绑住残次品套在工人脖子上让他在车间里徘徊以儆效尤。
然而即便是重罚也难以杜绝次品的产生，越来越多的工厂主达成共识认为工人是一种不可救药的生物。
传统的思路解决不了，那他们就用资本主义的方法论来解决问题。
于是乎罚款制度应运而生，生产处不合格产品便按件扣款，后来又衍生出了双倍罚款，毕竟只罚一件的话材料费的沉没成本还在。
很快工厂主们就在其中尝到了甜头，他们发现罚款居然可以盈利。
于是乎很多工厂为了保证工人会“犯错”，哦，不，是会盈利，他们制定了很多苛刻到几乎无法完成的规则。
同时为了保证监工们会认真执行，并且永远不会对工人产生同情。他们还设立了奖励机制，即监工的奖金与工人的罚款挂钩。
这种变态的奖励机制其实到了二十一世纪依然存在，只不过是更加隐蔽了。
1845年一个英格兰兰开夏郡的棉纺织厂罚款清单的部分：
梭子掉落：罚款3便士。
织物密度不均匀：罚款1先令。
纱线断裂：罚款5便士。
工作时讲话：罚款6便士。
工作时吃东西、喝水：罚款5便士。
擅自走动：罚款5便士。
擅自开窗：罚款10先令。
上厕所超过五分钟：每多1分钟罚款5便士。
迟到：每多一分钟5便士。
罗伯特·布林科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一位著名童工，也是历史上最早被详细记录的遭遇工厂虐待幸存者之一。
根据1832年出版的《罗伯特·布林科的经历》一书中记录：
“罚款的理由是无穷无尽的。
如果你的梭子飞出了织机，那是你的错；如果纱线断了，那也是你的错；如果有一粒灰尘落在布上，那还是你的错。
到了周末结算时，你发现自己实际到手的钱远少于你以为应得的数目。你去质问，他们就会拿出那本罚款簿，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你这一周的'过错'。
你争辩也没有用，因为规则是他们定的，判断是他们做的，你没有任何申诉的渠道。”
（这段属于延伸出来，实际没算收费字数）
当时之所以会如此疯狂主要利润大，同样英国人的记录，十九世纪很多工厂的罚款金额可以到一个工人工资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
这可是大大降低了人力成本，由此还诞生了更变态的连坐罚款。
即一人出现次品，全车间被罚。意图是实现相互监督，防止瞒报、掩护。
这样的做法造成了工人流动性大大增加，很多人干一天造出次品就跑，这就让工厂主们很难做，毕竟这样他们的算盘就落空了。
于是乎押金制度便就此诞生，工人进场必须缴纳足够的押金，若是离职押金概不退回。押金扣完需要补交押金，否则就卷铺盖走人。
付费上班堂堂开启。
而且全世界的资本家们早就联合起来了，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工厂主们就已经组建了联盟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等工业城市，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雇主协会，如果不是最初的技术条件不允许，他们早就成立全国性的组织。
他们发明了黑名单制度，工厂主之间会相互通报“问题员工”。工人一旦被列入黑名单就会在整个地区寸步难行，哪怕是想转行也不行。
只能被迫接受极低的雇佣价格，或者去流浪。甚至在很多地区都通过了品行证明制度，类似于现在的离职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