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刹国再次试图挑战欧洲的东方秩序，当然会直接拉高欧洲政坛的紧张度。
绝大部分利益相关的欧洲君主、政客、外交官们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情。
不过这种情况造成的紧张局势，仍然在欧洲人的认知范围之内。
大部分国家的政客和外交官都可以参考传统经验来应对。
包括作为直接当事国的奥斯曼，更加有充足的经验。
奥斯曼国家的君主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相当于宰相的大维齐尔穆斯塔法·雷希德，以及相当于内阁的最高朴特成员们，最近这两年虽然因为备战而一直颇为紧张和忙碌，但是大部分却没有多少慌张。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也就是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奥斯曼相比欧洲各国而言表现出了更多的衰落迹象。
奥斯曼的君主和精英群体也在试图改变这种局面。
但改革会损害旧有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进而导致越来越激烈的内部斗争。
现任苏丹迈吉德一世的堂伯父塞利姆三世，在十八世纪末期建立新的军队，意图取代旧的禁卫军。
但是在新军外出作战的时候，伊斯坦布尔的禁卫军发动政变，拥护迈吉德一世的亲伯父穆斯塔法四世成为新苏丹。
新军收到消息之后马上赶回伊斯坦布尔，迅速打败了旧禁卫军并处决了穆斯塔法四世。
当时苏丹唯一的近亲男性已经只剩下迈吉德一世的父亲一人，所以新军拥护他的父亲马哈茂德二世成为新的苏丹。
马哈茂德二世继续组织方方面面的小修小补型的改革，增强苏丹的权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也正式在这期间，第八次罗刹国-奥斯曼战争和希腊独立战争，以及穆罕默德·阿里掌控的埃及展现出来了强大力量，特别是埃及面对奥斯曼军队打出的摧枯拉朽般的战绩，刺激到了奥斯曼中上层群体。
若不是有欧洲国家的联合干涉，奥斯曼可能都已经改朝换代了。
这种直接的根本性的威胁成了奥斯曼继续推动更加深入的内部改革的直接驱动力。
马哈茂德二世在筹备更加深入的改革的时候去世。
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在1839年继位，任命长期在欧洲担任外交官的穆斯塔法·雷希德担任大维齐尔。
两人正式启动了被称为“坦齐马特”的社会改革，试图增强奥斯曼的国力。
这场改革本来应该全面参考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首先颁布有着欧洲宪法性质的花厅御诏，尝试建立欧洲式的法庭和世俗法律。
然后建立欧式的军队和学校，关键是废除传统的包税制，建立直接税收制度。
通过这一系列改革建立文官主导的中央集权制度。
隐含操作是限制传统君主权力，将大维齐尔变成欧洲式的首相。
但是在最近的这十几年间，大汉突然开始强势干涉阿拉伯和欧洲的局势。
尼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在东方的殖民地被一扫而空。
然后又迫使阿曼等所有的东南阿拉伯诸邦臣服。
关键是迫使不列颠这个欧洲列强的对大汉称臣朝贡了。
以至于奥斯曼突然觉得欧洲列强也不过如此。
你们都被大汉打的割地称臣了，我就算是学习你们多半也打不过大汉。
大汉对奥斯曼的威胁比欧洲诸国的威胁更加直接。
双方现在已经在陆地上相邻了。
由于奥斯曼与欧洲的普遍信仰不同，双方的政治、文化、法律体系相差甚远。
奥斯曼忍对于欧洲制度本来就有天然的抵触心理。
臣子也许愿意当首相，但苏丹可不想受限制。
只不过欧洲的弗朗斯和不列颠等国表现的足够强大，关键是参考欧洲改革的埃及同样表现的非常强大。
奥斯曼在没有别的参考的情况下，不知道欧洲为何强大的情况下，不得不全面参考欧洲制度展开改革。
但是现在表现得更加强大的大汉出现了。
关键是大汉的政治、军事、文化、法律、教育体系与欧洲截然不同。
奥斯曼人了解大汉的情况之后发现，奥斯曼与大汉之间有很多的共同点，甚至可能比奥斯曼与欧洲之间的共同点都要多。
理论上奥斯曼学习大汉应该比学习欧洲更快。
但是穆斯塔法·雷希德深入地研究了大汉的制度之后又发现，大汉与奥斯曼的不同点实在是太恐怖了……
全民均田，全民皆兵，本土全境直辖，皇帝绝对独裁。
大汉甚至没有大维齐尔这种传统行政官员首脑，皇帝只有一群没有实权的秘书辅助决策。
大汉强大的逻辑很容易理解，但却根本无法照搬。
改革之所以是被称为改革，都是在现有的统治集团内部推动的。
改革很难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
奥斯曼的精英不想让苏丹变成大汉皇帝式的绝对君主。
于是奥斯曼精英们在学习欧洲和大汉的两个方向上出现了犹豫和争执。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这种犹豫和争执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好事。
只有尽可能的多方对比，寻找多个强大国家之间的共同点，以及强大国家和弱小国家之间的不同点，才能尽可能确定哪些因素直接影响了国家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