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驰的眼睛瞪大了。
“张纯如先生的那部电影？真的要拍了？”
“真的要拍了。剧本我已经在写了，但后面需要你在美国全程盯着。从现在开始，你的主要精力不能再放在历史行动委员会的日常事务上。你得尽快成立一家影视公司，替我在美国把这几个电影项目管起来，历史委员会这边，你找个靠谱的人来接手。”
金驰的表情迅速变得严肃起来，他想了想，然后敲了敲桌面。
“影视公司这边，美国人对中国人限制的比较严格，需要一段时间来运作，历史行动委员会这边，可以让胡隽来接手，他在纽约待得比我久，人脉比我广，做事也稳。”
“我也是这个想法。不过在等待公司成立的这段时间，你先以个人名义进组，以中文监制的身份钉在《张纯如传》项目的核心流程里。这个项目的壳公司是理查德那边找的，壳里的内容得我们自己填，包括剧本和导演，演员的选择。理查德只负责外面那层壳和发行资源上的配合。你代表我钉在现场，不管编剧、选角、置景、后期，每一环都替我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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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BJ的第二天，任夏就去了朝内大街那栋灰白色的办公楼。
李司长正在批文件，看见他进来，摘下眼镜指了指沙发让他坐。秘书端来一杯热茶放在茶几上，带上门出去了。
“美国之行怎么样？”
“三件事，都谈成了。”
任夏把公文包打开，将一份备忘录放在李司长面前。
备忘录上分别写着《美国小说》、《张纯如传》，以及理查德承诺的在美国开展的后续电影合作项目的框架性说明。李司长看完备忘录，抬起头看向任夏。
“《张纯如传》这个项目，你打算怎么推进？”
“我全程参与核心创作。理查德那边负责提供拍摄许可、发行外壳和院线对接，剧本由我写，导演和主演由我定。”
任夏说，“这部电影的主导权必须掌握在我们手里，不能再交给一个对我们心存偏见的导演和编剧团队。张纯如先生用一本《南京暴行》撕开了西方世界对南京大屠杀长达几十年的沉默，但直到现在，好莱坞没有拍过一部关于她的电影。如果我们不拍，就不会有人拍。”
李司长点了点头，没有立刻说话，但他把那份备忘录重新看了一遍，目光在《张纯如传》那一行上停留了很久。
任夏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把话题往前推了一步。“李司，除了这两部电影，我还打算推动一部中美合拍片。这部片子的内核和目前好莱坞的主流叙事完全不同。”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英文剧本大纲，封面中央打着一行加粗字体：“《奥本海默》。”
和诺兰版本的《奥本海默》离谱且魔幻的剧情不同，任夏已经为这个版本的《奥本海默》量身定制了剧情。
原版的电影《奥本海默》聚焦“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复杂人生。主线围绕他受命领导“曼哈顿计划”，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秘密实验室，与一众科学家攻坚克难，最终于1945年成功研制出毁灭性原子弹。影片以非线性叙事交织彩色与黑白画面，分别从奥本海默主观视角和战后对他进行秘密听证会的施特劳斯（政治对手）客观视角展开。
随着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爆炸，造成数十万平民死亡，奥本海默陷入巨大的道德谴责与内心煎熬。他引用印度经文：“现在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公开表达悔恨，并反对氢弹研发。然而，在冷战阴影下，他的左翼倾向和过往关系遭政治清算，一场充满羞辱的安全听证会剥夺其政治影响力。影片最终呈现他晚年的内心挣扎与历史回响，揭示了一位天才在科学成就、政治漩涡与人类道德审判下的悲剧性宿命，深刻探讨了科技进步与良知代价的永恒矛盾。
而在任夏修改版本的《奥本海默》中，前面的剧情大体相同，是奥本海默接受美国政府任命，负责领导曼哈顿计划。他的初衷明确而坚定：纳粹德国正在研制原子弹，必须抢在希特勒之前造出这种武器。三年间，他带领数千名科学家在新墨西哥州的荒漠中日夜攻关。
而在德国投降后，剧情变得截然不同。
945年5月，德国投降。敌人消失了，但机器仍在运转。奥本海默开始动摇——西拉德等同事联名请愿，反对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他陷入道德困境。
转折点出现在一个深夜。格罗夫斯将军将一个档案袋放在他桌上。档案袋里是日军暴行的照片：南京大屠杀中，两个日本军官正在进行“百人斩”竞赛；朝鲜半岛，十二岁的女孩被强征为“慰安妇”；新加坡，五万华人被押至海边用机枪扫射；731部队将活人用于细菌实验。还有“一亿玉碎”计划——日本已动员一千万平民，分发竹枪，准备在美军登陆时进行自杀式攻击。参谋长联席会议预估，登陆日本本土将导致数百万伤亡。
面对这些证据，奥本海默不再犹豫。他选择继续。1945年8月6日和9日，原子弹先后摧毁广岛和长崎。8月15日，日本投降。
李司长没见过原版的电影剧情，并不知道这些，他接过剧本大纲翻开第一页，只是眼睛扫过前面几段剧情梗概，没有说什么。
而当他继续往下翻，翻到中间某一页的时候手指停住了，那是一段用红笔框起来的剧情梗概：
德国投降后，奥本海默陷入道德困境，格罗夫斯将军在一个深夜将一个档案袋放在他桌上，档案袋里是日军暴行的照片和文件。
“你想用这部电影，替代日本人的二次大战叙事？”李司长抬起头。
“是纠正和还原正确的二战史观。”任夏放下茶杯，坐直了身体。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人一直在国际上经营一套被迫害叙事，通过外务省几十年来系统性的公关活动，将自己塑造成了核武器的唯一受害者形象。”
“广岛、长崎的核轰炸被好莱坞反复拍成电影，每一部都在告诉观众：美国人的良心上有洗不掉的污点。但没有人追问那两颗原子弹为什么会被投下去。而南京大屠杀、朝鲜半岛的慰安妇、新加坡的肃清大屠杀、731部队的活体实验。所有这些，在好莱坞的二战叙事里几乎全是空白。”
任夏边说着，边从公文包里拿出另一份文件，是乔彤在担任驻日记者站整理的编译资料，里面详细梳理了日本外务省过去二十年间通过文化交流基金、学术研究资助、以及与美国高校和智库的合作项目，系统性地向国际学术界和媒体界输出了“核爆受害者”叙事的完整脉络。
他把这份文件放在李司长面前，“日本人已经用了几十年来塑造这个形象。如果我们不拍这部电影，他们的叙事就会变成历史的唯一版本。”
李司长重新翻开那份剧本大纲，手指划过中间那几页：南京“百人斩”竞赛的两个日本军官、朝鲜半岛被强征为“慰安妇”的十二岁女孩、新加坡五万华人被押到海边用机枪扫射、731部队的活体实验记录、以及“一亿玉碎”计划中已经动员的一千万平民手持竹枪准备在美军登陆本土时进行自杀式攻击。
他逐行读完，把那一页默默压住，抬头问道：“这个剧本的立意，比你之前跟我提过的所有项目都重。你想用它来达成什么，只是揭露，还是追责？”
“揭露是基础，追责是方向，但最根本的是重新夺回历史解释权。”
任夏说：“这部电影的壳，是替美国人的决策做辩护，所以我特地设计了这个剧情：格罗夫斯将军拿出日军战争罪行和相关计划的情报汇总，奥本海默在道德困境之后选择了继续，原子弹的使用不是为了让日本人遭受核爆之苦，而是为了终结一场已经造成数以千万计伤亡的战争。”
“这个叙事框架，右翼挑不出毛病，因为它是在论证‘美国为何有理’。左翼也很难在道德高地上对它发起攻击，因为它同时展现了科学家内心的煎熬和战争的残酷代价。”
“但这部电影真正要说的不是美国人有多正确，而是日本人在二战中到底做了什么。换言之这是一个，被精心包装的文化特洛伊木马，以为美国辨经的借口，纠正国际社会的错误印象，还原正确的二战史观。”
李司长听完任夏说的话后，将剧本大纲重新打开又看了一遍，然后他提起笔，在那行字旁边飞快地写下了一行批示：“同意立项，请电影局全力协助办理合拍片相关审批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