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月25日，首都，国防科工委某办公室。
窗外，长安街上的行道树在夏末的傍晚纹丝不动，空气里浮着一层看不见的燥热。
办公室里，那部红色专线电话在三个小时内响了第四次。
“叮铃铃——”
铃声短促而尖锐，在闷热的时节显得格外刺耳。
桌后的男人放下钢笔，抬起头。
他五十多岁，头发花白了大半，但梳得一丝不苟。
深灰色衬衣的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可额角细密的汗珠还是暴露了他此刻的心情。
他是钱大昌，某型号导弹惯性制导系统副总设计师之一。
“我是钱大昌。”电话铃声刚响到第二声，钱大昌就拿起了话筒。
电话那头传来急促的汇报。
钱大昌听着，眉头一点点蹙紧。
显然，传来的不是什么好消息。
“……还是不行？”他忍不住打断了对方，“第七次地面模拟测试，姿态角漂移还是超标？”
话筒里传来一阵含糊的解释，夹杂着电流的杂音。
钱大昌沉默了几秒，目光落在桌角那份摊开的文件上——《关于“东风五号”全程飞行试验准备情况的第三次汇报》。
文件首页，用红笔圈出了一行字：“惯性测量单元精度需在9月30日前完成最终标定与交付。”
今天已经是8月25日。
距离那个日期，还有三十五天。
而导弹定型试验的时间表，早在半年前就已经敲定，牵一发而动全身。
距离“东风五号”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的全系统合练，还有不到十个月。
“我知道了。”钱大昌的声音低了下去，“你们继续排查，我……再问问八二七厂那边。”
挂断电话，他疲惫地叹了口气，没有立刻拨下一个号码，而是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用手指重重地按压着太阳穴。
片刻后，他重新戴上眼镜，拉开抽屉，从最里面翻出一个牛皮纸笔记本。
笔记本的封面已经磨损，边角卷起，显然已经有些年头了。
他翻到某一页。
那一页贴着几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戈壁滩上的试验场，沙丘连绵，天空湛蓝。
照片正中，一枚银白色的导弹静静地立在发射架上，弹体上刷着“东风”两个红字。
照片下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1973年4月，东风五号飞行试验，因制导系统失稳，导弹在空中自毁。”
那是钱大昌职业生涯中最黑暗的一天。
导弹起飞时一切正常，可飞行到中段，制导系统失稳。
指挥大厅里，所有人的心都揪紧了。
眼睁睁看着导弹发出四十二秒后在空中炸毁，那冲天的火光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是钱大昌一辈子的心病。
试验失败。
原因查了三个月，最后锁定在惯性平台的一个关键部件——正是八二七厂现在攻关的那一类零件。
当时的加工精度，卡在零点零一毫米。而设计要求，是零点零零五。
六年过去了。
技术迭代了，设备更新了，可那个坎，好像还在那儿。
而一九七九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多事之秋。
二月，南边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
仗打了一个月，我军虽然取得大胜，但伤亡两万七千余人。
战后总结会上，一条条血淋淋的教训被摆上台面：炮弹哑火、枪支卡壳、通讯中断……
更让人揪心的是，二炮部队虽然参战了，可当时的战略导弹射程动辄几百上千公里，打不到近在咫尺的战术目标。
空军也“引而不发”——不是不想打，是精确打击能力跟不上。
仗打完了，结论也清楚了：常规武器的精度和可靠性，是未来战争的生命线。
而比南边更让人睡不着觉的，是北边。
一九六九年珍宝岛冲突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坦克、火炮、导弹，密密麻麻。
以科大为首的诸多科研军工单位也为此南迁。
“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不是一句空话，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十年来从未真正散去。
中国手里最重的筹码，是还在研制的东风五号。
“没有洲际火箭，中国人睡不好觉”，这绝不是一句空话。
一九七七年九月，中央将“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列为“三抓”任务，要求一九八〇年必须完成全程试验。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启动。
就在八二七厂攻关的那几个月——一九七八年十月到一九七九年七月，东风五号密集进行了四次低弹道和两次高弹道飞行试验。
每次试验都在逼近那个终极目标：一九八〇年向太平洋发射，射程九千公里以上，半小时内命中预定海域。
“东风五号”的“眼睛”，就是高精度惯性制导系统。
系统里最核心的测量部件，有一批关键零件的加工任务，落在了皖南山沟里的八二七厂。
钱大昌重新坐直，拿起话筒，拨通了一个经过数道转接的号码。
这个号码，他这一年已经打了不下几十次。
线路接通的声音漫长而单调。
“喂，八二七厂总工办，请问哪里？”接电话的是个年轻女声。
“我找韩维义总工程师。这里是BJ，我是钱大昌。”
“钱总师！您稍等，我马上请韩工！”
等待的间隙，钱大昌的目光再次落到桌上那份文件。
红圈里的“9月30日”，像一只充血的眼睛，死死盯着他。
“钱总师！”韩维义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带着轻微的喘息声，显然是跑着来接的电话。
“老韩，”钱大昌没有寒暄，直接问，“进度怎么样？”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最新精度达到了零点零零七，但还是差了两个微米。新方案，”韩维义顿了顿，“计算机辅助设计那边，有进展，但还需要时间。”
“时间？”钱大昌的声音沉了下去：
“老韩，我跟你交个底。九月底，东风五号第四次高弹道试验，发射窗口已经定了。这批零件，是装弹的。装不上去，试验就得推迟。推迟一次，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韩维义没说话。
钱大昌顿了顿，语气缓了些，却更重了：
“老韩，七三年，东风五号第三次全程试验失败，周总理亲自批了暂缓计划。那时候我就在现场，看着火箭掉下来，炸成一团火。从那以后，我每天晚上闭上眼睛，就是那团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