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需要在不触发震动警报的前提下，把壁画从墙体上完整剥离。他让意识沿着墙面向后探，找到了墙体与壁画之间的黏合层——旧胶质的附着力在时间的侵蚀下已经减弱，壁画的剥离难度比预期低。
他闭上眼，把意识像薄刃一样插入黏合层，沿着壁画边缘缓缓推进。剥离过程很慢，比前几件都慢得多，他没有催促，让意识按照黏合层的自然走向推进。当最后一层连接彻底分离时，他用空间锁定住壁画，将整幅壁画无声地收入空间。原位置留下一面灰褐色的墙皮，看起来像壁画因年久脱落留下的空位。
他转过身，走向下一件目标。商周青铜尊在隔壁展厅，独立展柜，有压力感应底座，处置方式和第一件青铜盘类似。
他重复了同步置换的动作，这一次比第一次更加熟练、更加精确，替代品落在底座上几乎没有晃动。宋代汝窑天青釉盘、宋徽宗《腊梅山禽图》、唐代写经、西周康侯簋——他一件一件地处理，每一件都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替代品、不同的技巧。同一件展品上他没有停留超过两分钟，整个展厅他已经来回走过好几轮，轻车熟路。
当他收走最后一件目标文物时，中国馆的展柜已经换了十几件“新面孔”。那些替代品在黑暗中静静地躺着，乍看之下和原件几乎没有区别，只有靠近了才能察觉材质的差异和工艺的粗陋。但那些细微的差异需要专业的目光才能发现，普通巡夜人的手电筒远远扫过，不会察觉到异常。
段成良在展厅中央站了几秒，把意识探向四周，确认巡夜人还在东翼，没有任何异常响动。然后他瞬移出中国馆，穿过维修通道，返回雨幕中。雨比来时更大，他走进那片雨幕，外套很快湿透，鞋底沾满泥泞。他没有回头，也没有加快脚步，以不变的速度穿过街道，消失在夜色深处。
回到小屋，他关上门，靠在门板上，长出了一口气。他没有急着开灯，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听着窗外的雨声，然后走进空间。
空间里，那些新收来的文物整齐地排列在草地上——青铜盘、画轴、佛像、壁画、瓷盘、写经卷轴——每一件都在月光下泛着不同的光泽，像一群离散多年的故人终于重新聚首。
段成良蹲下身，一件一件地看过去，指尖轻轻拂过那些铭文和纹路，感受着从青铜和绢帛深处传来的温热脉动。他在那尊汉白玉佛像前停得最久，看着月光穿过云层落在佛像的面容上，把那道慈悲的弧度勾勒得分明。
还有很多件。分布在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的博物馆、仓库和私人展柜里。这只是开头。但他的行动窗口还在，而那座博物馆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掀开了一条缝。
他站起身，走出空间，关上了身后的门。窗外，伦敦的雨还在下，泰晤士河的水面在夜色中泛着细碎的光。他站在窗前，望着那座博物馆的方向，在心里默默地清点了一遍今晚的收获——十一件，每一件都值得用一生去追回。
他打开笔记本，翻到写满了计划的页面，在最下面加了一行字：“第一批：十一件。路线：已验证。窗口：继续可用。”然后他合上本子，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大英博物馆发现异常是在第二天的清晨。例行展品检查安排在开馆前一小时，检查员沿着中国馆的展柜一路走过去，逐一核对展品状态——直到他发现了一丝异常。
那件西周青铜盘的展柜玻璃上有一层薄薄的雾气，像是被人隔着玻璃呼过气。他俯身擦拭雾气，目光落在展柜内的替代品上。
表面颜色是对的，高度是对的，摆放的角度也没有偏差。但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光线落在那件青铜器上时，反射出的光泽像是隔了一层什么。他拿出随身携带的放大镜，凑近展柜，目光在展品表面缓缓移动——放大镜停住了。展品表面没有铭文。那件西周青铜盘的关键特征——底部那百余字的铭文——完全消失了。
检查员愣在原地，持续盯着那处空白，确认自己的眼睛没有看错。然后他直起身，快步走向通讯室，用钥匙打开门，拨通了馆长办公室的电话。“馆长，中国馆出了状况。西周青铜盘展品……被替换了。不是移位，是被替换了。底部铭文不见了，展品本身有问题。”
馆长赶到时，脸色铁青。他亲自用钥匙打开展柜，伸手触碰那件展品——一拿起来，不对。他翻转展品看了一眼底部，铭文消失得干干净净。那不是西周青铜盘，只是一件外形相近的仿制品。他放下仿品，盯着空荡荡的展柜看了几秒，然后转身去看相邻的展柜——《女史箴图》的展柜里挂着一幅颜色相近的旧绢，没有落款，笔触粗糙，顾恺之的名字从标签旁边消失得像从未存在过。
他接连打开了四五个展柜，每开一个，脸色就沉一分。隋代汉白玉佛像的位置上放着一块形状相似的白石头，敦煌壁画的位置只剩下一面灰白色的墙面，商周青铜尊的位置上是一尊明显低仿的杂器，宋代汝窑天青釉盘的位置上是一块颜色相近的瓷片。
馆长站在展厅中央，看着那些被替换过的展柜，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转身走向办公室，拨通了警方的电话。
大英博物馆被盗的消息在当天上午传遍了伦敦。
中午，《泰晤士报》用头版刊出消息——“大英博物馆中国馆失窃：十一件国宝一夜消失，现场未留任何痕迹。”警方封锁了整座博物馆，刑侦专家、痕迹检验人员、防盗系统工程师在展厅内外忙碌了整整一天。结果是零——没有指纹，没有脚印，没有工具划痕，没有监控影像，没有任何东西证明有人曾经进入过那个展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