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同一个人干的，你们能怎么办？”角落里有人用沙哑的声音反问。说话的是个头发花白的比利时人，穿着旧皮夹克，手指上夹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雪茄。
他的语气平淡，声音却带着隐隐的失望，“监控拍不到，指纹没有，报警也没用。比利时那几起案子到现在一点进展都没有。我去警局问过两次，他们只会说还在调查。你们这边呢？有人从警察那里得到过有用的信息吗？”
没人回答。有人端起咖啡，却没有喝，又放下了。壁炉里的火在烧，炉火的光在那些面孔上晃动。
杜邦放下执壶，走到窗边，指尖在窗框上缓缓划过，然后转向众人：“我们不能等着他一个个找上门来。得交换信息，得抱团。一个人看不住的东西，十个人一起看。”韦伯低声接了一句，“他们一夜能走七个地方，你觉得十个人够吗？”
又一个人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他选的都是有东方文物的。说明他认得东西，也认得人。不是普通盗贼。”这句话让画廊里的空气又冷了几度。那不是一个陌生的猜测，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早就有了同样的念头，只是没人愿意第一个说出来。
不只是巴黎。类似的声音也在欧洲其他角落响起。瑞士日内瓦的藏家老葛朗台——圈内人称他为“老葛”——在他那间堆满古籍的书房里来回踱步，步伐比他平时急促得多。
他的藏品陈列在玻璃柜里，旁边是他当年从一位法国外交官手中收来的三件明代青花瓷，据说是那位外交官在北平任职期间购得的。他没丢东西，但焦虑感比丢了还重。他的妻子已经在客厅催他下楼三回了，他还在书架前反复抚着那些锦盒的边缘，确认每一件都还在原位。
最后他拨通了慕尼黑那位老朋友家的电话，接通后没有寒暄，直接问：“你那几件东西还在吗？”对方停顿了一瞬，声音也发紧了：“还在。但我前天换了一整套安保，三道锁，门口加装了感应灯。”
老葛朗台握紧电话听筒，目光在书房的窗户和门之间来回扫：“你觉得那个偷东西的人，会绕过三道锁吗？”慕尼黑那边沉默了很久，“我不知道。但我不打算等了。我有个熟人在瑞士的保险库有位置，我打算下周把东西全搬过去。租金贵，但总比丢了强。”
老葛朗台在窗边站了一阵，拨通了保险库那个熟人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费了不少口舌才敲定了临时寄存的位置，放下话筒时，他的指节已然发白。他绕过书桌，拿起一件青花瓷瓶，用绒布仔细包好，又拿起一件，再一件。卧室衣柜里摞满了包好的锦盒，像一座随时准备逃难的行李堆。
在欧洲的安保公司里，情况也在急剧变化。伦敦一家老牌安保公司接到大量询单，接线员五天之内接了平时一个月的电话量，都是询问红外报警器的安装价格和防撬保险柜的规格。有人要求加装压力感应，有人要求在橱柜背面加一道独立锁，还有人询问地下室的通风管道是否需要封死。接线员把这些问题一一记录，交到技术部时，技术主管看了一眼清单，沉默了一会儿才说：“他们都在怕。”
那些藏家像是被同一种恐惧驱使着，不约而同地把藏品转移到了更隐蔽、更保险的地方。
有人把东西搬进银行金库，有人在乡下别墅的卧室墙后加了一道暗门，还有人专门雇了私人安保团队轮班看守。巴黎的杜邦虽然没有东西再丢了，但他仍然去银行租了一个保险箱，把那件被执壶的替代品锁进去，又给画廊安装了第二套警报器。
老徐的电话在两天后打了过来。他在电话里把欧洲各地的情况逐一汇报了一遍，语速比平时快了不少：“段先生，几个主要城市都有动静。杜邦召集了一次藏家会面，至少九个人参加，讨论怎么防范下一次失窃。
瑞士日内瓦的老葛朗台在联系保险库，看样子打算把东西转移过去。意大利都灵那个商人也在把藏品分散到不同的地点存放。还有就是，欧洲几家安保公司最近接了大量订单，短期之内怕是忙不过来。”
他顿了顿，语气里带着一丝克制的笑意：“现在藏家圈子里都在传，说有个幽灵在专门收东方文物。没有人敢公开谈论这件事，但每一个私下电话都在提。有人怀疑是团伙作案，有人怀疑是内部人员泄密，还有人觉得是某个机构在暗中收网。众说纷纭，但没有一个接近真相。”
段成良听完，在电话里沉默了几秒。“他们怀疑是机构？”他问。
“是的，有人提到国际刑警，有人甚至提到华夏政府，还有人说可能是某个私人基金会。”老徐的声音里笑意更明显了，“他们愿意往任何方向猜，就是不会相信这是一个人做的。也难怪，一个人在一夜之间走遍七个国家，换掉七件文物而不留痕迹，这种说法他们更不愿意相信。”
段成良没有接话，只是问：“名单上那些藏家的最新位置，你都确认过了？”
“确认过了。有几个已经搬了家，但新地址查到了。还有两个正在联系保险库，还没确定最终存放位置。我会继续跟进，有进展及时汇报。”
段成良说好，然后挂了电话，站在窗边望着伦敦灰蒙蒙的天。
他没有去看那些新闻，也不关心别人怎么称呼他这个幽灵。他翻开笔记本，把老徐刚才提到的几个名字和地址补充进去，然后在其中三个名字旁边画了一个小圈，标注了“待优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