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俄双方近来一直在彼此靠拢，可无论关系如何回暖，伦敦心里始终横着一条绝不容许跨过的红线，那就是印度。
更准确地说，是拱卫印度的那道屏障：阿富汗。
这片高原是英属印度的西北门户，俄国的靴子决不能踏上去半步。
事实却是，俄国在中亚的推进从未停歇。
他们一步步蚕食着那些汗国与绿洲，如今已经占据了一个叫默夫的地方。从默夫往南，到阿富汗重镇赫拉特不过三百五十公里，沿途尽是一马平川的荒原，无险可守，骑兵放开了跑，用不了几天就能兵临城下。
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明白，一旦赫拉特落入俄国之手，通往印度的大门可就洞开了。
为了给这场愈演愈烈的猜忌降降温，作为改善两国关系的一环，英俄决定联合组建一个边界委员会，派人到中亚实地勘定阿富汗与俄国之间那条含糊不清的边界。
英方代表彼得·拉姆斯登中将奉命前往，却在德黑兰的旅馆里一等就是两个星期，迟迟不见俄方代表团的影子。他按捺不住，发报回国询问究竟出了什么岔子。
外交部很快回了电，说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已经解释过了：原定的谈判代表泽伦尼将军不幸染病，无法成行，俄方打算另换一位科玛申科将军前来主持，还请英方稍安勿躁，耐心等候。
1884年8月。德黑兰。
旅馆的房间朝南，百叶窗半开着，波斯八月的阳光毒辣辣地从缝隙里切进来，在地砖上投下一道道白晃晃的杠子。
屋里闷热，这里甚至没有风扇这种东西。
拉姆斯登中将穿着一件松垮的白衬衫，袖子卷到肘弯，领口大敞，来回踱着步，靴跟在地砖上敲出单调的响声。
他在第十七天了。
他停在窗前。街上传来波斯商贩的叫卖声，还有驴蹄子踩在碎石上的嗒嗒声。他盯着窗外看了一会儿，忽然回过头来。
“我右眼皮从早上跳到现在。”
他这话是对沙发上的人说的。里德利·也特坐在那张波斯花纹的旧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手里端着一杯红茶，脸上的表情很闲适，好像他是来度假的。
也特是个文官。外交部派来配合拉姆斯登的。
瘦高个，下巴刮得干干净净，说话慢条斯理，什么时候都不急。拉姆斯登中将有时候觉得，就算天塌了，这人大概也会先把茶喝完。
“中将阁下，”也特把茶杯放在扶手上，“您这是急出毛病来了。”
“我跟你说，肯定有事要发生，我的直觉告诉了我，这是在战场上锻炼出来的。”
也特笑了笑。
“您想想看。我们走之前跟阿富汗的统治者阿卜杜·拉赫曼汗打过招呼了，北边那一线的布防他都安排好了。再说了，”他拿起茶杯又抿了一口，“俄国人现在图什么？他们要办工业，要修铁路，这些都要钱。钱从哪来？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就是我们。他们在这个节骨眼上犯不着跟我们撕破脸。”
拉姆斯登中将没接话。他看了一眼墙上那座走得不太准的奥地利座钟，快四点了。
也特把茶杯递过来一杯。“喝点东西，别在那儿转了。地砖都要被您踩出坑了。”
拉姆斯登中将勉强笑了一下，伸手接过去。咖啡已经有点凉了，他端着杯子凑到嘴边。
门被撞开了。
没有敲门声，没有通报。木门直接撞在墙上，碰出一声巨响。他的副官站在门口，一只手扶着门框，大口喘着气，脸上的血色全没了。手里攥着一张纸，纸都被汗浸得皱了。
“长官。”副官的声音气喘吁吁，“俄国人打了潘杰德。哥萨克骑兵……正在往赫拉特方向推进。”
屋子里安静了大概两秒钟。
然后是瓷器碎裂的声音。咖啡杯从拉姆斯登手里滑出去，砸在地砖上，碎成几片，褐色的水溅到他的靴面上。
“狗娘养的。”
而在千里之外的伦敦，威斯敏斯特宫，下议院。
格莱斯顿已经讲了四十分钟了。
他站在调度箱前，一只手撑着木头台面，另一只手里捏着一张纸。七十五岁的人了，声音还是那么大，中气足得吓人。
“一八六七年的改革法案给了城镇工人投票权。”他的目光扫过对面保守党的前排议席，“但乡村呢？一个伯明翰的铁匠能投票，一个诺福克的佃农不行。这是什么道理？”
对面前排座位上，保守党的诺斯科特没有抬头。他半靠在椅背上，手指翻弄着一份文件，脸上的表情像是在等一个他早就知道答案的问题讲完。
“危险的道理。”一个声音从保守党后排冒出来。
格莱斯顿没理他，继续往下说。
“诸位先生，我不是在请求恩惠。我是在提醒你们一件很简单的事实：两百万成年男子在为这个国家纳税、种地、服役，却没有任何途径表达他们的意愿。你们觉得这种局面可以维持多久？”
“再维持个几百年也无妨。”这回是保守党领袖诺斯科特。
他终于开口了，“首相先生，你每次站在这里都像是在预告革命。上一回是爱尔兰，这一回是农民。下一回呢？让马也投票？”
后排有人笑了。
格莱斯顿的脸没有变化。他等笑声散了，声音反而压低了一些。
“勋爵阁下拿幽默感来回应两百万人的政治权利，我想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