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几通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内部加密电话，从霞关直接拨进了几家保守派御用报纸和文学评论刊物的总编室。
第二天清晨，伴随着全日本报刊亭的卷帘门拉开，一张由公权力编织的无形巨网轰然落下。
几家平日里自诩客观中立的保守派媒体，在各自最核心的文化版面上，不约而同地抛出了口径惊人一致的长篇评论：
《产经新闻》文化版头条：“双赏天才的迅速堕落：向商业与低俗妥协的北原岩。”
老牌政论月刊《国民公论》卷首语：“从时代灯塔到地摊文学——北原岩的江郎才尽？论作家的社会责任与道德滑坡。”
这些文章的执笔人，用一种极其痛心疾首的笔调，直击北原岩的文人操守。
他们的核心论点如出一辙：一个刚刚在帝国饭店代表日本文学最高峰发表演说的双赏巨匠，一个原本应该用笔锋去剖析时代阵痛的国民作家，转身就去批量制造靠低级感官刺激博眼球的恐怖小说。
这不仅是对芥川赏和直木赏这两个神圣奖项的亵渎，更是对时代赋予他的文学责任的卑劣背叛。
大藏省的算盘打得不可谓不精。
这是一场典型的霞关式政治绞杀，不和你辩论客观数据，因为赢了没好处，输了丢面子。
所以他们选择了一条更隐蔽、更阴毒的路径，那就是人格谋杀。
在政客的逻辑里，要摧毁一个预言家，最省力的办法不是去证伪他的预言，而是向公众证明他是个唯利是图的神棍。
只要国民开始相信，北原岩是一个“毫无底线”、“为了赚钱什么都肯写”的堕落文人，那他之前在电视上说的那些刺痛大藏省的经济危机言论，自然也就成了为了卖书而刻意炮制的、博眼球的危言耸听。
这套看似无懈可击的政治组合拳，确实在极短的时间内引发了文坛内部的一场狂欢。
当天晚上，银座的几家高级文人沙龙里，甚至久违地传出了快活的碰杯声。
那些原本就被北原岩压得喘不过气、连原稿都被出版社一再退回的传统老派作家们，仿佛瞬间在黑夜中抓住了救命稻草。
他们像是一群久旱逢甘霖的饿狼，纷纷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在各大专栏和电视研讨会上酸气冲天地站队附和：
“拿着双赏的无上荣誉，去写满纸血腥的地摊惊悚，简直是将日本纯文学的尊严按在烂泥里踩踏！”
“一个连文学底线都能标价出售的投机分子，他现在就是在透支自己的名誉换取短期的惊人销量。这种一味讨好下沉市场的快餐垃圾，迟早会被真正的读者所唾弃！”
嫉妒，是人类最古老、也最丑陋的情感。
北原岩霸占畅销榜前三的残酷事实，早已经让这群人嫉妒得发狂。
而这场由大藏省暗中发动的道德审判，终于为这些在销量上被碾压的失败者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名正言顺、甚至自诩清高地朝北原岩吐口水的发泄出口。
然而，霞关那群习惯了在恒温办公室里喝着昂贵咖啡、指点江山的精英们，傲慢得太久了。
他们致命地低估了两件事：第一，经历了泡沫碎裂、被现实反复毒打的日本国民，对官方喉舌那种高高在上的“说教”，究竟有着多么严重的生理性厌恶。
第二，普通人被逼到绝境后，反噬的逆反心理有多么狂暴。
当那些带着浓厚官方八股味，居高临下痛斥北原岩“堕落”的评论文章铺天盖地见报时，不仅没有达到预期中“弄臭”他的效果，反而像是一盆冷水，猛地泼进了一口烧红的油锅里。
国民的第一反应根本不是对作家的失望，而是本能的恶心……
“这帮衣冠楚楚的骗子，又在动用公权力，想捂住那个唯一敢对我们说真话的人的嘴！”
这种警觉不仅是本能，更是被血淋淋的现实教训出来的。
毕竟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政府的公信力早就和日经指数一起跌进了下水道。
电视上的御用专家天天喊着“基本面向好”、“股市即将触底反弹”，现实却是大批中小企业主在深夜排队上吊、是被迫抱着纸箱离开写字楼的裁员潮。
大藏省的官员承诺着经济软着陆，老百姓却在寒风中排队领取失业救济。
现在，这同一批撒谎成性的报纸，又整齐划一地跳出来，指责北原岩“品格低下”、“只顾赚钱”。
经历过背叛的普通人，在看到这些标题的零点一秒内就做出了判断：大藏省急了。
他们没法解决经济崩溃，所以决定解决预言了崩溃的北原岩。
既然官方想在道德和销量上封杀他，那国民就决定用最直白、最粗暴的方式——手里的钱包，来狠狠扇霞关官僚们的耳光。
抹黑文章见报后的短短三天内，《午夜凶铃》续作不仅没有遇冷，反而迎来了令人咋舌的报复性消费。日均销量不降反升，逆势暴力拉升了整整百分之三十！
全日本各大书店的收银台前，出现了一种堪称魔幻的奇景。
来排队结账的，甚至不乏平时根本不看恐怖小说的白领大叔和家庭主妇。
不少读者手里，死死攥着那份刊登了批评文章的《产经新闻》。
他们走到收银台前，直接把报纸“啪”地一声重重拍在柜台上，指着上面的黑色大字，对着周围的众人说道：“看到这篇通稿了吗？”
“就因为那帮政客骂了北原老师，我今天特意绕路过来多买三本！”
“一本自己看，一本送朋友，还有一本，我要寄到大藏省的信箱里去！”
这种近乎发泄般的群体狂热，在新宿站前的街头采访中达到了顶峰。
傍晚的寒风中，一位穿着廉价旧夹克、手里还紧紧攥着职安所号码牌的中年男人，面对NHK的摄像机镜头，眼眶通红。
他像一头被逼入死角的野兽般，吼出了全日本底层国民压抑已久的心声道：“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僚觉得恐怖小说低俗是吧？嫌弃北原老师写的东西上不了台面是吧？！”
“那我问问他们，贞子再可怕，能有大藏省发出的破产催收单可怕吗？！”
“能有明天一早醒来，全家人不知道去哪里弄一口饭吃的绝望可怕吗？！”
他的声音因为极度的愤怒和委屈而嘶哑战栗，唾沫横飞地指着镜头道：“北原老师写鬼故事怎么了？他起码在书的封面上，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们那是假的！”
“可你们大藏省呢？你们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天天在电视上对我们撒弥天大谎！”
“你们嫌他写的东西吓人？那你们倒是把股市给我涨回去啊！”
“你们倒是把我过去十年的积蓄、把我的工作给我还回来啊！！”
这段全长不过二十秒的素人采访，没有经过任何剪辑，在当晚的电视新闻中被原封不动地播了出去。
它就如同一颗重磅的深水炸弹，精准地落进日本社会的火药桶里，彻底引爆了全民的怒火与共鸣。
大藏省试图用“道德”和“高雅”来绑架北原岩的阴谋，在底层老百姓这种最原始，最粗粝的生存挣扎面前，被击得粉碎，沦为一个高高在上的笑话。
而真正将大藏省这波文人相轻的舆论攻势，彻底钉死在耻辱柱上的，则是一篇刊登在第二天《朝日新闻》文艺版头条的特约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