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结束后李砚一群巴黎本土派都是坐卡尔拉格斐的私人飞机回去。
克拉拉阿隆索和抱着舒佩特的安吉拉林德沃挥舞着小手和李砚拜拜。
老魔头坐在飞机里非常安静。
高缇耶没忍住调侃。
“卡尔，其实这猫也不是你的，没必要这么不开心。”
“我不开心吗？”
“别激动嘛。”
“我激动了吗！！！”
你看，你又急。
“谁激动了？”
李砚走过来拿了一本书。
卡尔•拉格斐理都没有理他，卡大爷现在很不爽，早知道不把舒佩特带过来了。
林德沃这一手顺手牵猫玩得6啊。
高缇耶笑着解释道：“小心肝被林德沃和克拉拉扣下来了，他能高兴吗？
哈哈，布鲁斯，别管他，卡尔的性格一直就这样。”
“我没管他啊。”
“哈哈哈......”
老魔头现在想把这群人全部踹下去，在自己的飞机上都这么嚣张，怪不得外界说当设计师的都是人才，一个比一个神人。
......
飞机平稳地穿过大西洋的湍流区，舷窗外的天色从纽约上空的灰蓝渐变成深海的墨蓝。
卡尔拉格斐的私人飞机内部是严格按照他的黑白美学定制的——除了必要的金属件，所有能包裹的地方都被黑色的皮革或者绒面覆盖，只有缝线是纯白色的。
机舱里没有夸张的装饰，但每一处细节都在无声地宣示主权。
李砚从座位侧面的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是Paul Morand写的《香奈儿的态度》，法文原版。
他随便翻了两页，发现扉页上有卡尔的铅笔批注，花体字写得极其锋利。
“你居然在书上写了字。”李砚晃了晃手里的书。
带了点忧郁气质的卡尔·拉格斐把视线挪回来，瞥了他一眼：“那本书是送给你的。
作为YSL的设计师，我怕你对竞争对手的了解太浅薄了。”
“竞争对手？”让-保罗·高缇耶在旁边笑得肩膀直抖。
“卡尔，你几岁？
还在玩Chanel和YSL是老对头这一套？
Saint Laurent先生已经去世了，你还在这儿跟一个小孩较劲？”
“我没较劲。”卡尔拉格斐的声音压得很低，但语速明显加快了。
“我只是在帮助晚辈建立正确的知识结构。”
约翰·加利亚诺蜷在斜对面的沙发里，手里捧着一杯香槟。
听到“知识结构”这四个字，他嗤笑了一声。
“知识结构？卡尔，我听说Chanel这一季的婚纱被某团体抗议了。”
老佛爷的眉毛挑了起来：“那是我故意的。”
“故意制造话题？”坐在卡尔拉格斐对面的马克·雅可布终于开口了。他整个人陷在座位里，穿着一件破洞的灰色T恤和肥大的牛仔裤，
和加利亚诺的戏剧化、卡尔的一丝不苟相比，马克雅克布简直像个刚从布鲁克林街角走出来的失业青年。
“不。”
他的手指在扶手上敲了敲。
“我是想让她们知道，真正的权力不是拒绝婚纱，而是有权利选择穿任何自己想穿的衣服走进婚姻。
Chanel女士本人一辈子没结婚，但她设计了无数婚纱——因为她懂得，对于某些女人来说，那一瞬间的虚荣比正治正确更重要。”
高缇耶开口赞同，
“说得好，不过你那婚纱上那些累赘的羽毛，确定不是为了气死那些爱你的极简主义者？”
“极简主义是懒惰的遮羞布，Raf Simons在Jil Sander玩极简玩得再好，那也是Raf Simons的Jil Sander，不是Jil Sander本人的Jil Sander。
Sander女士回来之后，他还能玩多久？”
李砚听到这里，把手里的书合上了。2009年5月，这个时候Raf Simons确实还在Jil Sander，而Jil Sander本人确实在去年刚宣布要回归——这是一个极其微妙的节点。
时尚圈都在赌，Sander回归之后Simons会去哪儿。
卡尔这一句话，等于把话题引向了当下最敏感的行业八卦。
加利亚诺忽然说。
“也许她想来Dior。”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没看任何人，盯着手里的香槟杯，但嘴角挂着一丝意义不明的笑意。
机舱里安静着。
李砚知道加利亚诺这话是什么意思——不是“Dior在等Raf Simons”，而是“我约翰·加利亚诺在Dior的位置，有人盯着呢”。
2009年的加利亚诺正处于创作的巅峰期，但也正处于个人状态的悬崖边缘。
他的秀每一场都像一次精神分裂症的发作，华丽、疯狂、支离破碎又浑然天成。
但业内已经开始有人在议论他越来越不稳定的状态，和越来越依赖酒精的迹象。
现实里的海盗爷这个时间段在吸叶子，喝酒缓解压力......两年后，他喝完酒公然zhong族歧视，直接被封杀了一段时间。
马克·雅可布打破了沉默：“谁不在等？
整个行业都在等。
等经济好转，等消费者重新花钱，等下一个能让人们忘记这场狗屎危机的潮流。”他看向李砚。
“布鲁斯，YSL倒是幸运，你们躲过了这场危机。”
“我没躲过。”李砚把书放在一边，语气很平淡。
“我2007年毕业，2007年上任。
一上任就赶上次贷危机。
Rockstud是危机里的产物，不是危机前的布局。”
“说说。”高缇耶来了兴致，他往前探了探身子。
“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想到把铆钉放在鞋跟上的？
我见过无数人玩铆钉，从Vivienne Westwood到McQueen，大家都在玩。
但没人想到把鞋整个包满。”
“我看过一本关于建筑防卫术的书，讲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纽约地铁的犯罪率在有段时间下降了一点，不是因为警察多了，而是因为环境设计变了。
明亮的灯光、开阔的视野、让人无法坐下的倾斜扶手。
这些东西改变了人的行为。”
“所以你的铆钉是防卫武器？”
加利亚诺的眼睛亮了一下。
“不。是挑衅。”李砚摇摇头开始解释。
“2007年我进入YSL的时候，品牌的状态太……体面了。
Saint Laurent先生留下的它太伟大，所有人都在小心翼翼地供奉他，生怕走错一步。
女装变得优雅、得体、有教养——但也变得无趣。”
卡尔拉格斐听到这里，轻轻“哼”了一声。
他知道李砚在说什么。
YSL在2000年代初期圣罗兰说出高定已死后确实经历了很成一段迷茫期，Tom Ford走后，品牌一直在寻找新的方向。
Stefano Pilati接手的那些年，做得不差，但总是差一口气——太像Saint Laurent，又太不像Saint Laurent。
“我想要的是破坏，但破坏不能是粗暴的。
你不能为了叛逆而叛逆，那是teenager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