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根本不感兴趣。
而台上这个年轻人三言两语就把这个痛点戳穿了，还给出了解法。
周明远竖起第二根手指。
“第二个难题叫做语言。”
“拆迁补偿协议涉及的法条外行人看不懂。”
“比如地役权，老百姓谁知道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
“抵押权涤除，又有几个人明白什么叫涤除？”
“法言法语对大部分人来说，跟外语没有区别。”
“我们明理公司做的事很简单，在每一份文件旁边加一段翻译。”
“有些时候，化解矛盾纠纷的核心在于用语言抹平信息差。”
“法律知识没有增加，可法律信息对等了，信息对等的结果，就是老百姓不需要靠猜来做决定。”
深刻且实在。
对于台上台下的领导们而言，周明远的讲话并不算华丽。
但每字每句都是真情实意。
坐在第二排的某位领导第一次翻开笔记本，笔尖落在纸上，认认真真写了几个关键词。
“滨湖项目从启动到收官，我们的咨询团队一共接待了600多人次免费法律咨询，出具了超过200份书面法律意见，参与调解了60多起拆迁补偿纠纷。”
“其中进入行政复议程序的只有三起，进入行政诉讼的只有一起。”
周明远慢条斯理，继续说道。
“这个数字其实没有刚刚各位分享的那么有力度，但我觉得，它可以说明一个简单的逻辑。”
“如果把法律信息提前放到老百姓手里，大部分争议可以在行政和司法程序之外化解。”
男人提高声音，信心十足。
“滨湖模式当然有局限。”
“一方面是辐射范围，一个拆迁项目最多覆盖几千户，江城到处都在搞基建，需要这种法律服务的，远不止一个滨湖新城。”
“另外一方面是供给能力，明理一家公司能出的咨询力量是有限的，这个模式如果不跟现有的基层治理网络结合，它就永远只能是一个项目型的样本，没办法变成常态化机制。”
这次，连台上的市直领导都听得津津有味。
有点意思！
“所以我想提三个不成熟的建议。”
“第一，法律咨询和网格化管理结合。”
“网格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涉法涉诉矛盾线索，可以直接转介给合作的法律咨询机构，由专业人员做初步法律评估，判断矛盾性质和最优解决路径然后反馈。”
“第二，法律咨询和人民调解制度结合。”
“现有的调解员队伍在处理传统邻里纠纷、小额借贷纠纷方面比较得心应手，但面对涉及拆迁补偿、金融消费、知识产权这些专业领域纠纷时，往往力不从心。”
“大家都知道，法检两院日常工作很忙，是很难出面解决专业问题的，这时候由法律咨询机构为调解员提供专业支撑，两块拼在一起，就能覆盖更多类型的矛盾。”
说到这里，连台上的郑书记都跟着点了点头。
“第三，就是互联网式普法......这个就不展开说了。”
周明远笑着摊开双手，自卖自夸道。
“以上三点，是明理公司滨湖项目结束之后，在李建国书记指导点拨下，总结出了一份《城市更新项目中法律风险前置化解操作指引》。”
“今天也带了几本过来，会后有领导感兴趣可以拿走。”
台上台下的目光，纷纷停留在前排位置的李建国身上。
后者嘴角含着笑，不时点头示意。
“另外，我想表个态。”
年轻气盛的企业家继续说道。
“如果有哪个区、哪个街道对这套模式感兴趣，明理可以配合做试点，不收费。”
“试点的数据、经验、操作手册全部公开，谁想用直接拿去用。”
“明理是一家公司，但也是法律服务提供者。”
“法律服务这个行当最怕的是闭门造车，我们愿意把滨湖经验开放出来，让更多人用、更多人检验、更多人一起完善。”
“谢谢大家。”
周明远鞠了个躬，紧接着回到位置坐下。
然后，像是有某种默契被打破一般，郑国成率先鼓起了掌。
紧接着掌声雷动。
“小李我们街道那个拆迁扫尾项目，回去可以联系一下这家公司。”
坐在后排的某街道办主任，侧过头跟旁边的人叮嘱。
旁边的随行人员点了点头，在手机备忘录里打了几个字。
记录者有之，捧场者有之，当然更多的是审视。
“小周啊。”
声音停息后，郑国成开口发问。
“你这个思路倒是挺好，我问一句，你们在滨湖做的法律咨询，有没有做过效果回访？”
“做过的。”
周明远转过身正对郑国成，大大方方说道。
“咨询后三个月，我们团队对咨询过的居民做了随机抽样回访，样本量120人。”
“有三个数据可以供领导参考。”
“一是咨询后表示对补偿标准理解程度明显提高的，占87%。”
“二是咨询后主动向邻居或家人转述法律信息的，差不多有63%。”
“这个呢，说明法律信息在社区里有自传播效应，不需要我们反复下去讲。”
“第三，咨询后情绪状态明显缓解的有92%。”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数据跟法律关系不大，但跟维稳关系很大。”
“群众在签协议之前，如果已经把所有的条款都弄明白了，他签完之后反悔的概率会大幅降低。”
“根本上说，减少事后反悔，就是减少信访隐患。”
“......”
专业。
太过专业了。
郑国成听完这三个数字，脑海中竟然不由自主跳出一个词语来。
民营企业家懂经营懂业务，还懂体制内的弯弯绕，其实这么多年观察下来，也不算太稀奇。
可这小子偏偏又年轻的有点过分......
什么家庭培养出来的早熟妖孽？
他低头在纸上记了几笔，然后抬起头，揉了揉下巴说着。
“这份回访数据，回头给我一份。”
“另外，你说的那份《操作指引》，也留两本给我们政法委。”
话音一落，会议室里好几道目光同时射向周明远。
有惊讶的，有玩味的，也有已经在盘算怎么跟这条线搭上关系的。
一个民营企业代表在市级座谈会上发言，被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当场要资料、要数据。
这很难不被解读成某种信号。
茶歇的时候，周明远刚端起一杯黑咖啡，来自市司法局的方副局长已经端着绿茶快步走过来。
他递名片的速度很快，快到旁边还有一个想搭话的科长被他抢先了一步。
科长伸出去的手悬在半空中停了一下，只好转去拿了一块曲奇饼干。
“小周，你刚才说的那个网格员转介机制，有没有做过操作层面的设计？”
方副局长连寒暄都省了，直接切正题。
“比如转介标准怎么定，什么级别的矛盾交给你们，什么级别留在网格员手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