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贵川湖总督，统领四省大军，钦差督师朱燮元，已经在昆明待了一个多月了。
这一个多月里，他倒是实打实地享受了昆明春城的好天气。
昆明的冬日不像别处那样寒风刺骨、滴水成冰，也不像水西的深山那样终日浓雾不散、冻雨绵绵。
滇池的水波泛着碎金，圆通山的樱花如云似雪，大街小巷的缅桂树飘着清甜的香气，连风都是暖融融的，带着花草的芬芳。
朱燮元是四川人，对西南的气候本就不陌生，但昆明的冬日暖阳还是让他这个奔波了大半辈子的老臣感到了一种难得的舒适。
他每日早起在行辕后院的梧桐树下打一套太极拳，然后坐在廊下喝一碗云南本地的普洱，看几只松鼠在树梢间追逐，有那么几个瞬间他甚至恍惚觉得自己是在度假。
但他的心情却自始至终都不顺畅。
这种不顺畅从他抵达昆明的第一天就如鲠在喉，随着时间推移非但没有消解反而越来越重。
原因很简单。
皇帝给了他如此权柄——云贵川湖四省军政大权集于一身。
征讨东吁的粮草饷银从四川、湖广源源不断地调来，湖广兵、川兵、贵州土司兵陆续向云南边境集结，兵部、户部、工部三方联合为他开绿灯，连内阁都专门为他设立了四省后勤总局。
这等信任，这等授权，在本朝近数十年来都是罕见的。
然而在这种罕见的重用之下，他却至今还窝在昆明城里，连对东吁的第一步行军都没有迈出去。
这靡耗的钱粮，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朱燮元每天都在算这笔账，算得他头都大了。
四省调动的兵力前线加后勤支援算在一起不下十五万人，这十五万人一天要吃掉多少粮食？
每人每天按一斤半米面、一钱油盐、二两菜蔬的军中最低标准计算，一天就是将近十万斤米面、上万斤的油盐柴炭。再加上骡马五万匹，每匹马每天至少要三升精料、十斤草料，一天又得耗去数千石草料豆麦。
此外还要算上火药、铅弹、铁砂、军帐、军衣、军靴、绷带药物、车船运力。
这些开销累计在一起，每一天的消耗都是令人瞠目的巨额数字。
朝廷拨下来的饷银一到昆明就被分拨到各营，各营再分拨到各卫各所，然后像水渗进干沙子一样转眼就没了。
重压之下，朱燮元的心情能好就怪了。
他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不是打拳，是把户部发来的最新饷银拨付清单从头到尾看一遍，算一算还够撑多少天。
早饭后第一件事也不是喝普洱，是把从各后勤中转站汇总上来的粮草储备报表逐条核对一遍，看看哪一站储备不足了、哪一站运输跟不上了。
其余时间他要么在行辕书房里独自翻来覆去地推敲行军路线图和兵力部署图，要么就是跟着几个幕僚反复计算出兵日期和集结方案。
焦急的时候他甚至会在行辕的院子里来来回回踱步，踱到亲兵都替他累。
他再怎么着急，终究还是走不出去这第一步。
因为他绕不过一个压根不在他总督行辕里坐班、却把整个云南的军队牢牢攥在手里的人。
在来到昆明的一个多月之后，朱燮元差不多已经把云南的兵力状况摸透了。
这个摸透的过程费了他不少的功夫。
云南不比四川和湖广，军务民政叠在一起，既有卫所营兵的旧体系，又有各路土司兵与沐府错综复杂的附属关系，要弄清楚每一项数字的真实底细相当耗费精力。
他从四川带来的幕僚班子不少人都是第一次接触云南边防的账册，光是厘清各卫所的在册兵员与实际能战士兵之间的差额就费了将近半个月。
军务核计的结果大致如下：
云南全境的总兵力在册编制约十五万人，分成三大类:
朝廷在云南的卫所加营兵合计约八万两千人，这是账面上的正规军，但卫所军十之七八已经被各级军官私占为佃户，平时根本不操练，战时也拉不出来，实际能战者仅三万五千人不到。
沐府直属军队约两万八千人，这是云南真正的核心精锐，装备好、饷银足、训练有素，从骑兵到火铳手再到重甲步卒一应俱全。
各地土司兵约四万人，战斗力参差不齐，强如丽江木府能拉出数千善用硬弩的山地步兵，弱者有些小土司手下只有几百个拿竹矛的农奴，这些人需经朝廷或沐府出面方能有效调动。
扣除吃空饷的、老弱病残的、驻守各地不可调动的，云南真正能用于出境征战的机动兵力大约在八万上下。
驻扎在昆明城及近郊的兵力约两万两千人，其中沐府标营五千人，云南都司直属营兵一万两千人，昆明卫所军五千人。
这些兵力，大部分，都只有沐府能够调动得了。
朱燮元拿到这份调查结果时，在书桌前坐了整整一个下午没有动。
他把沐府标营的编制表铺在舆图旁边，拿炭笔一个一个地标注营官的派系脉络：
黔国公标营五千精兵，沐启元自领中军坐镇核心。
左营参将沐忠显是沐府远支宗亲，按辈分算是沐启元的族叔。
右营参将张世臣是沐府三代家将之后，他父亲、祖父都是沐府的家将，全家世世代代吃沐家的饭、领沐家的赏。
边防营兵一万两千人分驻腾冲、永昌、临安三处边防重镇。
腾冲参将吴显忠，他父亲当年是沐昌祚的帐前校尉，吴显忠本人从小在沐府长大，蒙沐昌祚一手提拔才有今天的参将之位。
永昌参将李从仁，娶的是沐府旁支的女儿，他的儿子目前在昆明沐府中担任沐启元长子的伴读。
临安参将龙在田是彝族土司，虽然是土司出身，但其归附朝廷时是由沐府担保引荐的，他的部族与沐府有着累世的利益交换。
云南都司卫所军都指挥使马呈图，与沐府的关系更是牢不可破。
曲靖卫指挥杨嘉瑞曾在沐府担任过两年文书，后被沐昌祚推荐到曲靖卫任职。
楚雄卫指挥王辅的妹妹嫁给了沐府一个管庄田的旁支子弟，两家逢年过节互有走动。
至于丽江土司木增、元江土司那恕、景东土司陶明卿，更是信任沐府胜过于信任朝廷。
在他们眼中，朝廷的圣旨是写在纸上的，沐府的承诺是用几代人的信用担保的。
沐府在云南经营了两百多年，代代黔国公在这片土地上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青树，枝桠伸到哪里，荫蔽就遮到哪里。
毫不客气地说，这沐府就是云南的土皇帝，沐启元说的话，比大明皇帝的话都有用。
朱燮元是四川官场一路做到总督的老手，在湖广、贵州平叛时也与土司周旋过无数次，他见过地方豪强，见过土司跋扈，见过封疆大吏专权，但他还是被沐府在云南的渗透程度震惊到了。
这不是简单的权势熏天，这是一种盘根错节到近乎与大明的行政体系互为表里、甚至在某些层面架空了大明行政体系的私人势力。
世镇云南，这四个字的分量，朱燮元在这一个多月里才真正意识到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但也正是沐府的能量过大，一旦沐启元拖延出兵，他这个四省总督也就被架住了。
他是钦差督师，统领四省大军，名义上征东吁的总指挥。
但他调不动云南的兵，那道调兵的钧令被沐启元用各种软钉子挡了回去，今天说腾冲防务吃紧，明天说永昌粮草未足，后天说临安土司兵还没整编完毕。
朱燮元在昆明这一个多月里，光是给沐启元发的公文就堆了半尺厚，每一道公文都像泥牛入海，回信倒是客客气气恭恭敬敬，但实质内容全是推脱。
他也曾亲自登门拜访黔国公府，那座五华山南麓的恢宏府邸，每次带去的礼物都被笑纳，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末将一定尽快筹备，不敢有误督师军令”，然后出了府门之后便石沉大海，一切照旧。
到现在为止，朱燮元都没想明白，为什么沐启元要拖延出征东吁。
这件事他翻来覆去地琢磨了很久，始终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他甚至在夜深人静时把沐启元的履历在脑中从头到尾捋了一遍。
沐启元袭爵不过三几年，年轻，养尊处优，没经历过大战，但这些都不是借口，祖上留下的老本够厚，帐下能打的将领够多，就算他本人不是大将之才，只要不瞎指挥，把前线实际作战交给吴显忠、龙在田这些老行伍，自己在后方坐镇调度，这场仗怎么打都不会难看到哪里去。
明明这事情对他是有利的。
大明如今国力强盛，朝廷近几年在朝鲜、辽东、倭国连连得胜，兵锋正锐，火器精良，饷银充足，四省大军压境去打一个东吁，在朱燮元看来完全是十拿九稳的事。
东吁再强也不过是中南半岛上的一个土邦王朝，人口不过百万，兵力撑死能拉出十万，骑兵稀少，火器依赖从荷兰人手里零星购买，根本不是大明正规军的对手。
这简直是你沐启元白捡的功劳啊！拿下东吁，开疆拓土，你黔国公就是南征第一功臣，朝廷赏赐自然不在话下，太子太傅的虚衔他朱燮元早就奏请朝廷预留了。
沐家在云南已有的庞大权势不但不会受损，还会因为战后的领土扩张，把孟养、孟密划归沐府管辖，而进一步扩大。
这等好事送到嘴边都不吃，难道是嫌肉不够肥？
况且，朱燮元也觉得自己已经给够了沐启元尊重。
他早在从成都出发之前，在刚接到总督四省征讨东吁的任命时，就让幕僚拟好了奏疏，主动上奏朝廷推荐沐启元为征东吁副帅，统领云南所有军队。
包括卫所、营兵、土司兵在内，给予其“便宜行事”的权力，重大军事行动需报总督批准即可。
他一个钦差督师，把前线副帅的位置主动让给一个尚未出兵的世袭国公，这已经是降尊纡贵至极的姿态了。
朝廷也相当配合地批准了这个任命。
皇帝在他那份奏疏上御笔亲批了两个字：“准奏。”
他到昆明后，没有像别的钦差那样一上来就摆架子，而是主动备了厚礼亲自登门拜访沐府。
他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走进黔国公府时那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那座府邸的规模气派远远超过了一品大员的规制，大门上的铜钉、正堂的匾额、影壁上的麒麟砖雕，许多细节都带着只有两百年世袭世家才能积淀出来的底蕴，已经不是金钱和权力可以简单地复制的了。
他将朝廷赏赐的金印和锦缎送到沐启元手中，又当面传达了皇帝的嘉许口谕，言辞恳切地承诺战后将为其加封太子太傅、将孟养和孟密等新开之地划归沐府管辖。
他觉得自己这张老脸已经给到了极致——给权、给地、给尊荣，三样都给了，诚意已经堆得比昆明城北的蛇山还高。
结果呢？
一个多月过去了，沐启元还是在拖延，还是磨磨蹭蹭，还是软钉子一枚接一枚地往外扔。
朱燮元每多待一天都觉得是在自己这张总督老脸上狠狠踩一脚。
他甚至忍不住在行辕书房里自己跟自己发过脾气。
他今年已经六十多了，头发胡子全白了，在四川、湖广、贵州杀了一辈子的反贼，从来都是别人怕他催他，还没人敢让他等过一个多月。
但真正让他感到焦虑的不是自己的面子问题而是整个征东吁大局的时间窗口正在一天一天的缩窄。
在到昆明的一个多月里，甚至在还没从四川到达云南的长途跋涉中，朱燮元便已经对征东吁做了系统而周密的准备。
他是那种一旦接下差事就会在脑子里把每一步的先后顺序都排好的人。
从粮草怎么运、驿站怎么设、兵力怎么分、土司怎么拉拢、敌后怎么策反，每一项都必须在他出兵之前落实到位。
他没有浪费时间，在抵达昆明之前就已经在路上开始布置了。
先是在昆明设立总督行辕，派自己的亲信、按察佥事杨述中常驻行辕担任总协调人，专门负责协调云南三司事务，监督军饷发放。
杨述中是四川老人，跟了他十来年，办事精细不贪不占，是他在这个临时中枢留下的眼睛和耳朵。
又在成都设立四省后勤总局，由四川布政使刘可训兼任总办，统一调配川、黔、滇、湖四省的粮草、军械和银两。
刘可训是他的老搭档了，在四川共事多年彼此知根知底，把后勤这种最繁琐也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交给自己最放心的人去办，是所有统兵之人的本能选择。
后勤线建立三级粮草中转站：
第一级在昆明，这里是四省物资进入云南的门户枢纽，所有从四川、湖广调来的粮草先在昆明集中清点分拨。
第二级在大理，这里是滇西重镇，从昆明运出的物资在大理再次集中整理分类，淘汰掉运输过程中受潮霉变的部分，再按各路行军部队的编制重新分装配额。
第三级在永昌，这是明军在滇西最前沿的后勤支撑点，也是出境作战前的最后一级大规模储备基地。
每个中转站都按照最低标准储备三个月的粮草。
不是按照纸面上的全员编制计算，而是按照实际能战士兵数量再上浮两成作为战损和疫病的冗余。
这个储备量的物资征集和运输规模，是自万历末年辽东之战后西南地区前所未见的。
为了保证粮草后勤线的运转不因人力匮乏而中断，他从四川和贵州征调了民夫十万名、骡马五万匹，实行分段运输法。
每三十里设一个交接点，一拨民夫把粮草从上一个交接点运到下一个交接点后就地交接返回，不必全程跟随大军长途跋涉，沿途设粥棚和简易窝铺供民夫食宿，派专人押队维持秩序以减少逃逸和倒毙。
民夫的工食银由后勤总局统一发放到各交接点的驿丞手中，每人每日两升米、三文菜钱，不允许押队军官克扣分毫。
朱燮元在这个环节上尤其严厉，专门在后勤总局里设了一个监饷司，由锦衣卫派来的暗桩和按察司的吏员混编，暗中巡查各地交接点的工食发放情况。
他还利用云南出产的铜和铁，在大理城外的一家旧军器局基础上扩建了一座兵工厂，从四川调来了几十名熟练的铸铳匠师和火药技师常驻大理，专门铸造鸟铳枪管和改进型的后膛炮配件，就地取材用滇西的铜矿和铁矿就近生产弹药火药，免去从内地长途运输火药的损耗和风险。
敌后策反与战略欺骗同步推进。还在从四川到云南的路上他便已经派使者携带亲笔信函秘密潜入东吁境内，联络东吁内部反对他隆王的失势贵族。
那些贵族有的是不满他隆王侵夺自家封地的旧朝余孽，有的是被他隆王在统一战争中全族打压的旁支王族。
东吁王朝虽然完成了统一，但内部的权力整合远远没有结束，莽应龙死后各地的封建主在他隆王强硬的集权政策下重新蠢蠢欲动，只要有人从旁推一把，不需要多少力气就能掀翻其中的一块多米诺骨牌。
朱燮元向他们承诺：
战后支持他们建立独立的土司政权，由明朝册封世袭土司官职，给予铜印勘合。
这块饼对于这辈子已经无望再在缅甸本族朝廷中重获地位的失势贵族们来说足够大，大到了让他们敢在明军还没出境的时候就提前开始秘密联络旧部、暗中向明军提供情报。
对被东吁占领的孟养、孟密等滇西边境土司，他则采取了另一路招抚策略。
这些土司原先都是大明册封的世袭土官，有些甚至曾与沐家世代通婚互保，但都在东吁历代君主的持续扩张中被逐个吞并，土司本身或被废为庶人、或被杀害全族，辖地则被东吁改设为直接管辖的行省。
朱燮元派人在边境暗中张贴告示，用汉傣双语写成，措辞直白而极有针对性。
只要他们归顺明朝，配合明军大军消灭东吁军队，战后便恢复其世袭地位，免除三年赋税，并在明军辖区范围内保护其领地不受任何其他势力侵犯。
为了让这些承诺看起来更加可信，他还特意让使者带去了几份盖有总督大印的空白委任状，只等对方签押便即刻生效。
这些提前布下的联络手段已经开始陆续产生了反馈。
据杨述中从行辕汇总上来的情报，孟养、孟密等地有数个土司残余势力在接到密使信函后陆续派人潜入明境秘密拜见明军联络官，摄于大明的旧日声威和当下的强大军容，已经初步表态愿意在明军主力出境的时刻作为内应倒戈。
这些土司虽然地盘不大、兵力不多，但熟悉地形，了解东吁当地的军情和粮草分布，对明军出境作战的初期触角展开是极大的助力。
但若是他迟迟不出兵，那些已经准备倒戈的土司就会觉得大明没种。
密使承诺再可靠、委任状上的总督大印再鲜红，也比不上明军主力按兵不动带来的信任损耗。
土司们冒险跟大明使者接触，本身就是把自己和全族的身家性命押在了赌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