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54年初到1855年末的这段时间，沙皇尼古拉一世无疑陷入了焦虑无助的情绪当中。他无法摆脱俄罗斯帝国将会崩溃的可怕念头：祖先打下的江山会因为他愚蠢的“圣战”而毁于一旦，因为英国和瑞典会进攻波罗的海，奥地利和普鲁士会进攻波兰和乌克兰，西方列强会进攻黑海和高加索，最后则合围消灭俄罗斯。
这种强烈的恐惧让尼古拉一世对于自己这些年的统治陷入了深深的怀疑情绪当中，也让他突然开始重视起了那些批评他的文字，他开始反复观看他口中的“流氓恶棍”库斯廷侯爵的那部抨击俄国的书，至于米哈伊尔那封三年前就警告他关于这场战争的信，他更是将其看出了众多的褶皱。
而每一道褶皱似乎都在提醒他究竟有多么愚蠢和自大……
甚至连那句曾经令他无比暴怒的“你改悔罢！”，在如今的他看来，也早已没有那么不能接受，甚至说，他已经隐隐将这句话看成了一句启示。
也许上帝已经不再与我同在。尼古拉一世心想。
但事实上，克里米亚战争的形势远远没有尼古拉一世想的那么恶劣。
沙皇没有在克里米亚发动大型攻势的主要原因，是他担心奥地利会乘机入侵俄罗斯。谨慎的帕斯克维奇现在是沙皇信任的唯一高级将领，他一直提醒沙皇注意奥地利对波兰的威胁，认为这比克里米亚面临的危险还大得多。
在12月20日给沙皇的信中，帕斯克维奇说服沙皇在杜布诺、卡缅涅茨和加利西亚边境地区保持大规模部队以防奥地利进攻，而不是将这些部队派往克里米亚。
在两星期前，奥地利与法国和英国签署了军事联盟协议，承诺保卫多瑙河两公国抵御俄军入侵；作为交换条件，英法两国承诺协助奥地利抵御俄罗斯入侵，并许诺在战争期间保证奥地利对意大利的拥有权。
事实上，奥地利的企图是利用这个军事联盟协议迫使西方列强与俄罗斯在维也纳谈判停战，并从中施加影响，而不是真的要和俄罗斯开战。但是沙皇依然不能忘记奥地利的背叛。当年在多瑙河流域，奥地利出兵是俄罗斯不得不撤军的原因，现在他担心奥地利会故伎重演。尼古拉一世对奥地利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
在这种情况下，尼古拉一世无疑陷入了内耗状态，他意识到不可能同时抵御多方进攻，沙皇为将防线设置在哪里而思前想后，最后决定实在不行的话，就算把乌克兰牺牲给奥地利，也比削弱中央地带“俄罗斯心脏”的防线要好。
总而言之，由于情报差距和对战争形势的误判，尼古拉一世已经完全陷入了焦虑无助的情绪当中，根本无法冷静下来……
与此同时，这场战争打到这个地步，显然已经让俄国的内部动荡了起来。
农奴阶层受苦最多，因为军队抓壮丁，农民家庭里失去了年轻健康的劳动力，同时因战争而增加的赋税中最大部分也由他们来承担。农民人口急剧下降，有些地区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下降了6%。地里收成变差了，天气是部分原因，但同时也因为征兵造成劳动力和牲畜短缺。
俄罗斯各地爆发了约三百起农奴起义或是骚动，攻击地主并烧毁他们的物产。
在一场战争当中，受到损失和影响最大的无疑就是社会底层，但战争结束之后，分到他们手上的东西似乎也是最少的。
但是也有农民把战争视为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1854年春季，一则谣言在俄罗斯乡间流传：任何志愿加入陆军或海军的农奴将保证能获得自由。这则谣言的根子在于政府为创建一支波罗的海桨帆船舰队而招募农奴的决定：在作战期间，这些农奴将被从地主手里解放出来，但是他们必须答应在打完仗之后回到原来的地主那里。
谣言传开后，大批农奴涌向俄罗斯北部港口。警方为此封锁了道路，几千名农奴被关押起来，锁在一起送回原籍。但是，通过当兵能获得自由的谣言一旦传开，政府之后的每次征兵活动都被农奴们视作一次机会。
教士、会写字的农奴，还有鼓动者们都在散布错误的信息。例如在梁赞，一名教堂执事告诉农奴们说，如果他们加入军队，能每个月拿到八个银卢布的军饷，而且当兵三年之后他们和家人都能摆脱农奴身份。
这样的故事随处可见。农奴们相信沙皇陛下发出了圣旨，承诺给志愿参军者自由，当被告知并无此事时，他们就认定圣旨被邪恶的官员藏起来了或是被掉了包。很难说他们这样想有多少是出于天真，有多少是故意为之，用以表达他们迫切希望从农奴制中解放出来的强烈愿望。
而在其他一些地方，这一谣言的内容则变成了英国人和法国人会给任何在克里米亚志愿加入他们队伍的人以自由，造成大批农奴向南方奔逃。在农民心目中，南方代表着土地和自由。自中世纪以来，南方的草原就是农奴逃离主人、寻求自由的地方。
南方各省的农奴一直有志愿加入自由哥萨克军队的传统，强烈到几乎可以说他们身上带有某种革命特质。在那里，农奴成群结队找到当地驻军，要求征召入伍，拒绝再为地主干活。他们手持长矛、大刀和棍棒，经常与阻挡他们的驻军和警察发生冲突。
只能说，战争总是格外的复杂，内部发动暴乱者、热切参与者以及所谓的“俄奸”，都是其中的一些要素。
但战争终究比的不是人口的多少，事实上，俄军在后勤和补给上的问题要比英军、法军更多，其中也不乏一些贪污、中饱私囊者，这让俄国难以制定野心较大的战略。
而在圣彼得堡，虽然警方的线人无处不在，但他们还是无法控制传言的蔓延。
社会上甚至有人公开谈论官方报道的欺骗性，谈论军队装备落后，谈论军医院和食品供应工作的一团糟与军需供应混乱不堪，谈论那些手持斧头来对付远射程武器的倒霉的库尔斯克后备军。甚至连一些保守派和温和派也起来反对沙皇政府。
毕竟战争已经打了这么久，哪怕政府仍然在严格限制关于战争的消息，但俄国各个阶层的人总归是通过各种方式得到了一些真相。
在这其中，《现代人》杂志目前的老板涅克拉索夫以及他周围的许多人无疑正密切关注着这场战争的形势的变化，通过一些途径，他们要比大多数人更加了解这场战争的情况，也因此有着更大的愤怒以及一点莫名的期盼。
时过境迁，《现代人》作为圣彼得堡内被盯的最严、为难的最多的文学杂志，日子显然要比圣彼得堡的其它杂志过得更加艰难。
不过他们终究是有着故人的“遗泽”在，如今日子过得不好也不坏，没有直接停刊的危险，但碍于种种限制，一时之间也难以发展壮大。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现代人》曾经的老对手《祖国纪事》却是变得欣欣向荣了起来。
毕竟与《现代人》相比，《祖国纪事》的文学部分明显趋于保守。大量连载迎合官方品位的长篇小说与诗歌，内容侧重心理描写或远离现实的题材。此时其最有影响力的批评家是安年科夫和德鲁日宁，他们正大力宣扬“纯艺术论”，反对文学的批判功能。
他们同样还大量刊登索洛维约夫等宫廷史学家的长篇连载，用对俄国历史的学术考据来填充版面，这无疑是这段审查严格时期最安全的避风港。
再就是刊有大量“风尚志”、“旅行札记”和“科学杂闻”类的松散小品文，主要由德鲁日宁用笔名供稿。内容往往是轻松、反讽的世俗生活趣味，绝口不谈严峻的社会现实。
虽然圣彼得堡的读者并不都好这一口，但在《现代人》过个审都费劲的情况下，不看这些文章还能看些什么呢？
这种情况下，《祖国纪事》一步步的回到了巅峰，《祖国纪事》的老板克拉耶夫斯基更是头不疼了，腰也不酸了，重新变得意气风发了起来，甚至路上碰到涅克拉索夫、帕纳耶夫等人的时候，还会嘲讽几句：
“涅克拉索夫，听说你们的最新一期杂志又发行不了了。你们一定又是用了不该用的稿子……要我为你们的杂志说说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