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在这儿所有的人中，难道有一个真正在为办好这些医院发愁吗？究竟有没有一个人真正在为办好这些医院发愁吗？究竟有没有一个真诚的人不在考虑要站在赢的一方？我坚信在所有关心患者死活的人中仅你我和那位米哈伊尔先生三人是真的关心。
我们已经说了不少自我牺牲、英雄主义等的话。亲爱的赫伯特先生，此地真正艰苦的、使人丢脸的事是我们与之打交道的人，既不是绅士也不是受过教育的人，甚至不是商人，不是有感情的人，他们唯一的目标是但求无过。
更加令我悲伤的是，我在这里最为信任的那位米哈伊尔先生已经准备回去了。这是明智之举，他在这里承受的不公和非议已经越来越多，几乎要被排除在外。这是我们的耻辱。他在这里所做的要比常人想象的还要多得多，我从中学到了不少新东西。
请你让他平安地回去吧，他所承受的不公已经够多了。”
——南丁格尔1855年2月写给陆军大臣西德尼·赫伯特的信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形势的变化，米哈伊尔也难以避免地正式踏上了回家之旅。
当米哈伊尔在战争期间连载的那部战争小说正式完结之后，这其实是可以预见的事情。
而得益于他跟军队中的不少人以及那位南丁格尔女士的关系还不错，因此在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之前，他也是在这些人的帮助下，顺利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在此前两个月，米哈伊尔除了像南丁格尔那样，实打实地cos了一把“提灯男士”以外，更多的其实还是在帮那些普通士兵写信，写出他们临终的遗嘱，然后给他们家里人写吊唁信，告诉他们的妻子他们的情谊，写信告诉母亲们，她们的儿子们临终前还握住他的手告诉他，她们的儿子想她们……
基本上就是这些了，米哈伊尔也在尽可能地把这些信写的好一点。
至于对这场战争的感想……
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暂且先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思考一些问题吧……
战争进行到了目前这个阶段，由于参战的各方各有各的需求，且都没有得到满足，因此离和平的到来仍然需要半年的时间。而南丁格尔也不得不继续在前线跟部队里的官僚主义作斗争。
等到这场战争结束后，英法俄三国内部无疑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克里米亚战争让英国公众对军人的态度发生了完全的改变。在现代国家神话中，战士为保卫国家的荣誉、权利和自由而战，克里米亚战争为这一国家神话的诞生播下了种子。
在这之前，军事荣誉由贵族决定，英勇无畏这样的品质属于出身高贵的军事领导人，例如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儿子约克公爵是与拿破仑作战时的英国军队指挥官，他的纪念碑在他去世五年后的1833年建成，资金是从军队每一个士兵那里扣除一天军饷筹集起来的。
军事绘画作品中，展现的都是潇洒的贵族军官的英雄事迹，而普通士兵却无人留意。近卫军纪念碑就矗立在约克公爵纪念碑的对面，显示了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的根本变化，代表了对贵族军事领袖的挑战。贵族军官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犯下诸多错误，已经名誉扫地。
如果说在过去，典型的英国军事英雄形象是一个“顶戴花翎”的绅士，那么克里米亚战争后则是一名士兵，是民间传说中的“列兵史密斯”或是“汤米”，即“汤米·阿特金斯”。这些普通的士兵骁勇善战，在将军们犯下一系列愚蠢错误的情况下，仍然为英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正如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在他的《英国笔记》中写的那样，在把贵族拉下神坛方面，1854年取得的进展“比普通时代的五十年都多”。
法国的拿破仑三世则是借着这场战争巩固了威信，并为法国接下来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至于在俄国内部发生的深刻变化，大概会是跟米哈伊尔关系最大的那一个。
简而言之，在1855年到1861年这个时间段，《现代人》杂志将成为整个俄国舆论场上最具分量的杂志，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政治上的可靠盟友。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任何一次堪称巨变的改革往往都需要思想界乃至文艺界的配合和帮助。
简单来说就是造势，在这种时候，确实需要有一部分群体站出来配合沙皇政府，宣扬改革的好处，宣扬不改革的坏处，尽可能的团结中间派，并且说出改革的必然性。
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人》自然就成了风口上的猪，甚至可以说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政府的政策和社会局势。
但问题在于，改革就可以了吗？只要改革一切就都能变好了吗？
很显然，1861年的俄国农奴制改革是不完全的改革，他并未真正满足改革当中各个群体的需求，甚至还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
那么对于这个社会当中的很多人来说，问题出在哪里？
在农奴制改革之前，你给我宣传改革之后这好哪好，但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假如农奴制改革没有问题的话，这特码说明你改革的不够彻底啊！狗日的沙皇政府，给我继续改！
但到了这个时候，沙皇政府也有话说了，我是要改，但又不是要把自己改死，改你奶奶个腿我改？再改这还是我们罗曼诺夫家族的天下了吗？
正因如此，在1861年之后，《现代人》就因为政治观点太过激进、觉得农奴制改革不够彻底然后被彻底查封，但俄国社会也因为国家迟迟得不到更大的发展从而导致一些矛盾被彻底激化，一些郁郁不得志的大学生、激进派人士更是心生强烈的不满，搞起了向圣彼得堡发起冲锋、让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飞上天等诸多狠活。
然后这些激进派人士便连同《现代人》一起，被沙皇政府给狠狠镇压了，这也导致整个国家原本因为农奴制改革而变得越来越开放的风气重新变得保守了起来，然后退了回去。
归根结底，还是俄国的这次农奴制改革并未令整个国家的经济实现质的飞跃，倘若实现了，那么镇压了也就是镇压了。倘若没实现，那么面临的便是矛盾的愈发扩大和激烈，最终导致整体性的崩盘。
而俄国思想界人士和文艺界人士地位上的变化，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整个俄国社会的变化。
1855年到1861年这个倾向于改革的时间段里，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所说的话具有相当重的分量，但当一些人开始呼吁更加激烈的改革，以至于超出了俄国政府的忍耐限度之后，他们便被迅速的边缘化，亦或者给点蝇头小利供养起来，民间对他们的态度也往往是由信任到逐渐蔑视。
当然，这说的是一种总体性的方向，细究起来就是这个群体当中的什么什么人又干了哪些破事、自己道德败坏让民众不再信任之类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