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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峪关克复，河西走廊回归汉治。
甘肃关西最后一座直隶州——安西州（安西—敦煌），堪堪得到汉军收复河西消息，地方军将犹豫再三决定改旗易帜，向汉军献城投降。
至此，甘肃全境得到光复，汉地十八省全部归于大汉，另有辽东、漠南蒙古、雪区高原，同样也纳入大汉新归故土。
还未完全收复之地，仅剩下西部的青海、新疆两大军府，以及北方的喀尔喀蒙古四部和唐努乌梁海地区（不属喀尔喀蒙古部）。
却说嘉峪关这边的仗打完不久，西部高原方向，后藏大喇嘛丹贝尼玛的加封法号仪式也才刚举行完毕。
相比上一次只是在后藏—日喀则，于扎什伦布寺进行的坐床仪式，这一次的加封显然要来的更为庄重正式。
毕竟，这可是在喇萨—布达拉宫进行的坐床，还得到了天朝大汉来到的天使、圣旨、礼器、御赐袈裟等多重加持认可，宗教和政治法理上甚至比前藏大喇嘛过去的转世仪式还要正统。
也就在大汉天朝的政治背书下，后藏大喇嘛丹贝尼玛正式加封“大汉护国弘教高原大喇嘛”，宗教权属由原来的后藏高原，扩大为统辖管理全藏喇嘛教事务。
如此巨大的宗教权力以及朝廷背书，自然需要更大的代价来作为政治交换。
首当其冲就是高原喇嘛教的世俗权柄，终于遭到完全削除，噶厦政府被大汉新朝予以解散废除。
今后的喇嘛教不能再对高原的世俗政治事务进行插手干预，即便是“高原大喇嘛”也不能违规，否则便是违反大汉新定的《宗教管理律例》。
《宗教管理律例》来自礼部，虽然本身归于刑部司法系统，但这套新律只针对宗教管理的正规化，尤其针对喜欢玩政教合一，干预世俗政治的高原喇嘛教。
最新的大汉《宗教管理律例》，前身脱胎于伪清过去的理藩院管理方略，里面保留了对高原喇嘛教的转世仪轨、金瓶抽签等等特殊宗教逻辑，但更加严格的规定了今后的所有转世仪轨，必须经过高原地方官员上报，再经中枢核实备案后才能报给皇帝批复。
并且，改革了过去清廷只针对前藏、后藏两位大喇嘛的转世仪轨，今后的高原喇嘛教，凡是在寺修行的高僧、堪布，必须录籍遵守朝廷律例，这些地方高僧的转世也需向朝廷中枢提前报备。
凡是未经报备许可，都为非法转世，会由朝廷下达政令，否决其转世仪轨，剥夺高僧资格。
这些额外增加的改革条例，看似不是什么大事，但却非常的有必要，高原喇嘛教虽然被大汉朝廷剥夺了世俗权力，可五百多年（元朝宣政院为始）的政教合一，不是简简单单一道政令就能抹除的。
大汉军队对高原的征伐，只是消灭了高原喇嘛教、贵族们的反抗力量，而要彻底抹掉他们的反抗意志，让喇嘛教变为温顺的纯粹宗教，还需要完全制度化的宗教管理。
用更严苛、细节化的律法制度，才能让这些喇嘛教的僧人学会服从，明白今后的他们只能是宗教、大汉新朝认可的宗教。
没有大汉朝廷的认可，他们就什么都不是。
不过，虽然礼部制定了全新的《宗教管理律例》，算是在律法上将喇嘛教的管理正规化，同时也把大汉治下所有宗教，包括中原佛教、道教，以及全国各地的大小神明信仰（例如：妈祖、关圣帝君等），统一纳入到了朝廷管辖体系。
但清廷过去设置，用于管理西部高原、漠北蒙古等地方的理藩院，大汉新朝却是并未将其复置。
原因也不复杂，就是聂宇这位大汉皇帝，觉得这个机构有些太过“拧巴”。
理藩院，顾名思义，就是清廷设置用于管理中国内外藩属的朝廷部门，而这里面让人“拧巴”的，也就是内外藩属上的问题。
藩属很好理解，就是字面意思，外国仰慕中国强大，为了抱大腿便向中国表示臣服，成为中国的臣属——藩。
所以，藩在很多时候也可以等于是外国，而满清设置的理藩院就不同了，直接把自己的直辖领土西部高原、漠北和漠南蒙古、新疆，青海、辽东全都视作藩，并以理藩院进行间接性管理。
这就相当矛盾了，虽然理藩院不直接管辖外藩，但理藩院的管理模式，本质上与礼部管理外藩差不多。
双方都是以册封进行间接管理，就连驻军数量都很少，漠北蒙古甚至没有驻军，只有一位派驻的乌里雅苏台将军，而能管辖的军队全是漠北蒙古诸部自己的军队。
所以，这种统治模式，到底还算不算领土？
要是算的话，那礼部管辖的朝鲜、安南等等外藩，应该也算才对，因为这些外藩也没有驻军，也是礼部册封进行间接管辖，只是少了一位派驻的将军。
硬要说的话，只是满清自我认为，这些地方都是自己的疆土，但实际满清对这些地方的管理，跟外藩几乎没有任何区别，甚至还允许西部高原设置噶厦政府自治……
总之，多的也不能再说了……聂宇是越看越觉得这个理藩院“拧巴”的很，大汉新朝也不需要靠理藩院来维持名义上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