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认为不然，大汉新朝重视妓女从良，妓女从良便是良家，席员外却借酒醉将其强暴，这是违反大汉律例，应当严格按照律例判决，而不该有任何偏袒。
还有人则角度完全不在案情，反而在“从良行会”，一个帮助妓女联系工作的“从良行会”，居然有权力把官府案子捅到京城，这是何等的“手眼通天”？
几派文人相互争执不休，还有不少不明情况，干脆道听途说后，跑来趁机凑热闹瞎起哄，借着情绪疯狂输出观点。
一时间，南京舆情可谓如火如荼，各方派别吵得不可开交。
但在总体上，舆论已经明显偏向于案情的原告方吴娘，没有别的原因，就在于其社会地位特殊，从良妓女加上雇佣女佣，多重正确加身，而被告的席员外则是当地的土豪士绅。
只从感情上，就会天然偏向于吴娘这个更弱、更正确的“可怜人”！
而在南京城的朝堂之上，满朝大臣因为这件突如其来的大案，同样也分成几个观点派系。
当然，他们知道的消息更多，通过电报问询杭州地方，整个案情的大致脉络以及最新证据，都已经摆到了京城的案桌上。
朝臣为此争执的由头，无非就是怎么处理这件案子？
紫禁城，华盖殿。
聂宇翻看着三法司一级一级呈上来的案情卷宗，面色有些凝重。
这件案子本身并不算大，但涉及的问题却极为敏感。
妓女从良政策、官府公信力、舆论对司法的影响、行会的权力边界……每一个对地方而言都是烫手山芋。
“诸卿，都说说吧！”
聂宇放下卷宗，目光扫过殿内众臣。
林文昌当先开口：“陛下，此案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涉及我朝妓女从良之政，若处置不当，恐引发更大舆情。臣以为，案情既已现疑点，不如先以证据不足为由，将席员外暂时释放，赔偿照旧。对外则宣称朝廷正在彻查，待风头过去再作定夺。如此，既安抚了行会，也不至于让席员外蒙冤太久。”
这是典型的“息事宁人”作风，而这也很符合林文昌这个户部尚书的办事风格，讲究一个四平八稳，一切都以稳定优先。
王若愚却不赞同：“林尚书此言，看似稳妥，实则后患无穷。若因舆情而偏袒一方，则日后必有更多人以舆情裹挟司法，届时国法何在？臣以为，此案既已发现新证据，理应发回重审。若那吴娘确属诬告，当以诬告罪论处，而若席员外果真强暴，同样也不可姑息。总之，法理无情，律法既定，便不能向不法让步，否则国法何在？”
吕志宏这时也跟着说道：“王尚书所言极是，但此事涉及从良妓女，又牵动行会势力，若严惩吴娘，只怕会寒了无数从良女子的心。朝廷好不容易推行的妓女从良政策，恐怕也会因此受阻。臣以为，可对吴娘从轻发落，但对行会应予约束，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顾景的角度倒是不在案情本身：“臣以为，此案本质不在于吴娘是否被强暴，而在于民间对朝廷政令的理解与执行。妓女从良，本是善政，但善政若缺乏配套保障，便容易生出事端。行会的存在，初衷是互助，如今却成了裹挟舆论的工具，这便是制度缺位的表现。”
聂宇听完众臣发言，沉吟片刻，目光转向工部尚书姚宏毅：“姚卿，此事涉及江南舆情，工部虽不管刑名，但你常与各地行会打交道，你觉得那个从良行会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团体？”
姚宏毅斟酌着说道：“回陛下，从良行会在各地均有存在，其前身本为妓女自发组织的互助团体。朝廷规范后，这些行会取得合法备案，主要便是帮助从良妓女寻找工作、调解纠纷。但行会毕竟不是官府，其内部管理松散，成员素质参差不齐。此次吴娘之事，行会并未核实真相便贸然出头，显然也是受人利用。”
“受谁利用？”聂宇追问。
姚宏毅想了想说道：“据臣所知，行会的实际运作往往掌握在少数几人手中，这些人可能是过去妓院的鸨母，也可能是与官府有所有关联的商人。他们利用行会名义，既能收拢人心，又能借机从中牟利。此次吴娘之事，恐怕背后也有人在故意推波助澜，扩大舆情，裹挟官府。”
聂宇点点头，心中已经基本有数。
“传朕旨意。”
殿内众臣立刻拱手听旨。
“第一，仁和县此案，发回重审。新证据既已出现，便以此为准。若吴娘确系诬告，依律惩处。若席员外确有罪状，不可姑息。法不容情，也不容舆论裹挟。”
“第二，各地从良行会，即日起接受官府全面核查。凡不符规范的，一律取缔。凡有违法乱纪的，严惩不贷。行会宗旨当为互助，而非对抗。今后，行会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涉司法，不得组织集会扰乱地方秩序。若有违反，官府有权解散行会。”
“第三，由礼部、刑部联合拟定一份《从良女子规范条例》，明确从良妓女的律法地位和权利保障。既要让她们受到公正待遇，也要防止有人利用这一身份而行不法之事。”
“第四，此案审结后，由《大汉月报》全文刊登审理经过及判决结果，以示朝廷公开公正之意。同时，附上朕对妓女从良政策说明，让天下人知道，朕鼓励的是正当谋生，而非借机生事。”
聂宇说完，又顿了顿，看向刑部尚书戴毅：“戴卿，此案重审便由你亲自督办，务必要公正严明，不可有丝毫偏袒。”
“臣遵旨！”戴毅躬身应道。
皇帝的四道旨意，迅速传达到杭州府。
仁和县的案件全部发回重审，刑部尚书戴毅兼内阁重臣，亲自来到杭州主审此案。
这牌面已经大到连浙江按察司都不敢继续压案，仁和县令更是在听闻朝廷派了刑部尚书来作钦差审案，当场面如死灰。
毕竟，在这件案子里他为了立功升迁，把席员外的强暴罪名坐实，插手偏袒了太多，甚至都想要做伪证。
案情审理总共不过四天，确实也没什么好审的，基本证据已经齐全，新证据也已确凿。
床单衣物无异样，当夜女佣证词清晰，吴娘身上的伤痕更像新伤，且不太像是殴打所致。
如此，案情水落石出，吴娘也在戴毅这位钦差大臣的铁面无私压力下，坦白实情，全因她看到席员外家财，便心生歹念。
趁着席员外醉酒，本想来个“酒后乱性”，好以此要挟跟席员外勒索家财，却不想席员外完全不上当。
于是乎，吴娘便心生怨恨，将其状告官府，想以官府施压，迫使席员外就范，再不济也能博取舆论同情。
……
重审判决：吴娘诬告罪名成立，予以反坐，徒刑台湾府三年（大明律直接绞刑，太重了，没有被大汉律采纳）。席员外则当庭释放，恢复名誉。
消息传出，杭州府衙门前一片哗然。
那些曾为吴娘站台的从良妓女，有的羞愧离去，有的则愤愤不平，认为朝廷“偏袒富人”。
但也有比较理性的开始翻阅《大汉律例》，里面明确指出诬告罪成立，则以同罪反坐。
而普通强暴罪通常徒刑三年，亲属、幼童强暴则更重，造成伤亡或极度严重，还要论罪死刑，同时鼓励民间报案。
如此，完全按照朝廷律例，那吴娘便是咎由自取，而且比较重要的是，这其中行会的行为也明显过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