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绾的开炮是曹倬安排的，但邓绾并非曹倬的人。
至于为什么他会那么听话？因为曹倬稍稍暗示了一下邓绾，庄仕洋这个御史中丞干不长了，汝当勉励之。
御史，也不都是淡泊名利，只求公正的。
总还是有那么几个很想进步的，稍微暗示几下就行。
至于为什么先对桓王开炮，根本目的不是打压桓王。
而是需要桓王服软的态度，告诉朝中那些有歪心思的人。
桓王你们是指望不上了，老老实实拥护新君就行了。
看上去只是避了一个“永”字，但政治意义却没那么简单。
避讳是新朝官员提出的，是新君的臣子提出的，那就代表了新君的意思。
桓王对新君低头了，就代表了承认新君的正统性。
如此，那些谋划着想拥立桓王的人，自然就失去了目标。
有的时候，化解矛盾就是这么简单。
不需要杀人，不需要复杂的政治斗争，甚至朝堂上打嘴炮都不需要。
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个政治符号被取缔。
毕竟，大周没有风闻言事，言官弹劾官员是需要一定依据的。
所以，大周此时虽然有党争，但党争的烈度远不如后世的某个王朝。
再加上大周对文官的优待，双方的党争还算是比较克制。
简单来说就是，郭永孝给曹倬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但这个摊子烂在民生差、腐败严重和外部的一团乱麻。
内部的官僚系统，并没有像兜里的耳机线一样，绞成一团让人无从下手。
当然，最重要的是，皇帝没有下场亲自挑起党争，这就让党争有了可以解决的空间。
前世北宋的党争之所以变得不可控，是因为王安石被罢相之后，宋神宗开始亲自操刀变法，自然也开始了亲自操刀党争。
这就导致了旧党的疯狂反弹，而旧党对神宗变法的魔怔清算，又使得哲宗有了心理阴影。
哲宗亲政之后，和神宗的选择一样，亲自下场清算旧党，亲自操刀党争。
皇帝是裁判，你可以扶持某一派打另一派，只要把握好度，这都是正常的手段。
但是你身为裁判，如果亲自下场参与党争了，那事情的性质可就变了。
皇帝对派系的制衡，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手段解决。
可皇帝亲自参与党争，那就不是政治问题了，这就变成了价值观的问题了。
你出于政治目的扶持某一派打压另一派，和你认可某一派的观点而打压另一派，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性质。
前者就是汉宣帝说的“王霸道杂之”，是帝王心术。
后者就是皇帝脑子抽了，开始用感性思考问题了。
曹倬现在接手的盘子并不轻松，但没有到明朝那个党争的地步。
明朝的党争从哪里开始？实际上还真是从朱元璋大杀功臣开始的。
若是功臣违法，你杀功臣全家也就算了。
可动辄牵连数万人，甚至为了清算胡惟庸直接屠了两个县，这种手段实在是太粗糙了。
官场风气，就是朱元璋自己带坏的。
但如果只是这样，后来的皇帝稍微讲点道理，倒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
坏就坏在嘉靖和万历这爷孙俩，彻底把党争推到了不可控的深渊。
什么文官集团，什么东林党，其实本质都是嘉靖和万历对官场一通胡搞的反噬。
根源，还是皇帝本人。
说句难听的，论对官场风气的败坏，你哪怕直接让军队或者锦衣卫介入行政把不服的人都杀了，造成的负面影响都没有嘉靖当谜语人和万历君主离线的危害大。
整顿吏治，最忌讳的就是标准不明确，凡事都让下面的人去猜。
你锅当然是甩出去了，但事儿也没人干了。
所以曹倬始终觉得，论政治，后世的元明清都是不如宋朝的。
北宋的政治风气，在神宗下场之前，都维持在一个相对有底线的程度。
元朝就不用说了，根本谈不上政治风气这个东西。因为蒙古人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完全下放给了地方官僚。
至于明朝，朱元璋之所以这么魔怔，或许也是为了吸取元朝的教训。
元以宽失天下，那么明朝就反其道而行之。
政失于宽，我大明则猛纠。
至于大清...大清入关之后则是发现，卧槽大明这套体系可太棒了。
谁说这明制烂的，这明制可太好了。
所以大清不仅没有进行纠偏，反而把明朝的制度全盘接受，甚至还打了补丁，发扬光大。
不仅继承了高压、标准化的制度，还修复了宦官当政、文臣党争的bug，使官僚系统彻底成为了君主专制的工具。
所以在曹倬看来，元明清在制度建设上，相比起宋朝，无疑都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