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土地制度改变的试点，放在京畿地区，河头庄作为第一批试点，获得了朝廷的政策和财政支持。
这一次有关土地权属的问题，在短暂争议之后，朝廷却出现了诡异的沉默。
因为所有人都在看。
因为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农田和工业用地，如果不能明确相关的法律规则，日后在工厂建设中还会遇到更多的问题。
皇家的土地和官田都是有限的，以后的工厂建造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问题。
河头庄的改革，是一个方向，大家都想要看看结果。
到底是改革成功，河头庄致富，还是改革失败，一地鸡毛收场，都是值得观察的事情。
对于反对者来说，他们也不差这点时间，到时候再弹劾苏泽就是了。
还有的反对派盯着苏泽，希望苏泽出手“作弊”，强行帮着河头庄改革成功，那样也就有了更多弹劾他的理由。
可是让人意外的是，苏泽对于河头庄的具体事务并不关心。
在提供了政策支持后，苏泽甚至没有向任何一个衙门打招呼，也没有让任何人照料他的弟子孙文启。
诚然，到了苏泽这个地位，不需要主动提起，有的事情也会有人帮着办。
但是不表态，同样也是一种表态。
苏泽还是按部就班的上衙，议事，就仿佛这改革不是他提出来的一样。
他这个态度，反而有人坐不住了。
月中，小皇帝再次将苏泽召入宫中，名义上是经筵，其实是关心河头庄的事情。
但是苏泽没有正面回答皇帝的问题，而是开始了这一次的经筵。
这次经筵的主题是“变法”，听到这个主题，小皇帝立刻精神起来。
苏泽开门见山，就抛出了一个大问题，他说道：
“陛下，臣今日想讲讲，为什么朝廷的好政策，到了下面常常办歪。”
小皇帝坐在书案后，示意他继续说。
苏泽从袖中抽出一份文稿，是他昨晚写的札记，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几条教训。
第一条，自上而下的改革，执行层会走样。
他举了个例子：“嘉靖年间，朝廷下令清丈田亩，意在均平赋税。旨意到了省里，省里催府县；府县催里甲。结果呢？有的地方把好地量成坏地，帮豪绅逃税；有的地方把坏地量成好地，多征穷户的钱粮。中央想要的‘均平’，到了基层就变成了‘均摊’。”
小皇帝听说过这样的事情，连忙问道：
“朝廷的本意是好的，下面执行歪了。”
苏泽未置可否，他说道：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朝廷重臣，距离基层太远了。”
苏泽说：“朝廷六部的主官，大多是科举出身，二十岁入翰林，三十岁放外任，四十岁回京做郎中、侍郎。他们在地方待过几年，但那是做官，不是过日子。”
“看再多的奏疏、账册、舆图，也无法真正理解底层百姓的生活。一个农民一天的劳作，一亩地一年的产出，一头牛的价格，这些数字写在纸上只是寥寥几笔，但在百姓那里，那就是身家性命。”
小皇帝皱眉：“那就没办法了？朝廷不靠奏疏靠什么？”
苏泽摇头：“靠奏疏没错，但不能只靠奏疏。问题在于，政策从上往下推，中间隔了太多层。每一层都有自己的利益，都有自己的理解，都有自己的难处，一层层下去，政策就变了味。”
他顿了顿，又说：“这不是某个官员贪或懒的问题，这是人性。人在其位，必谋其利；人离其地，必失其感。京官再勤勉，也不可能知道河头庄的农民买一头耕牛要攒几年钱。这是结构性问题，不是换几个人就能解决的。”
小皇帝认真问：“那怎么办？改革还要不要做？”
“要做。但不能只用一种做法。”苏泽说。
苏泽说道：
“河头庄。”
小皇帝笑着说道：
“朕还以为苏师傅不关心河头庄的事情呢。”
苏泽说道：
“陛下，臣并非不关心河头庄改革，只是臣不想干预。”
小皇帝若有所思：“你是说，让下面先干？”
“对。”苏泽点头，“这就是臣想说的第二个办法——自下而上，小步快跑。”
他解释道：“所谓小步快跑，就是改革的需求由基层提出来，朝廷的态度不是下命令，而是支持、提供帮助。先在一个小地方试，看效果如何。有效，再推广；无效，就改方向。这样不会把整个大明押在一个不确定的方案上。”
小皇帝问：“这和以前的做法有什么区别？”
苏泽说道：“过去的改革，大多是朝廷定方案，一刀切往下推。比如王安石的青苗法，本是好法，但执行时有的地方为了政绩执行歪了，好法也成了恶法。”
他总结道：“自上而下，容易出‘执行歪’的问题；自下而上，则更容易贴合实情。”
小皇帝问：“那河头庄的试点，算成功吗？”
苏泽想了想：“算初步成功。村公所成立了，合作社建了，缆绳厂的用地也批了。但真正要看的是，缆绳厂能不能赚钱，农民能不能增收，村公所能不能管好这笔钱。这些都要时间检验。”
“所以臣建议，河头庄的模式，先不急着推广。让孙文启再干一年，把账目、制度、收益都理清楚。一年后，如果可行，再由户部出正式章程，在全国推广。”
小皇帝追问：“如果一年后不行呢？”
“那就找原因。”苏泽说，“是政策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还是外部环境的问题。找到原因，改好了再试。改革不是一次性的事，是反复试错、不断调整的过程。”
他把卷宗往前推了推：“臣在四川看到何心隐的做法，也是一样的逻辑。他先在一个村搞合作社，成功了，再推广到邻近几个村。每一步都走得很稳，没有急于求成，也没有被上面的压力催着赶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