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泽想起了前世那场持续了几十年的改革。
县域竞争和小步快跑，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小步快跑是方法，县域竞争是结果。
苏泽在给皇帝上课时讲得很清楚：改革的需求由基层提出来，朝廷的态度不是下命令，而是支持和帮助。
先在一个小地方试，看效果如何，有效就推广，无效就改方向，不会把整个大明押在一个不确定的方案上。
就算苏泽是穿越者，也不可能知道所有的改革细节。
况且很多改革，也都要对应的历史契机，生搬硬套也有可能失败。
比如河头庄的改革，村公所自主报批工业用地，县衙核准，户部备案。哪个村改得好，哪个村增收快，效果一目了然。
孙文启他们在村里搞水利合作社，村民按工分入股，范宽去看了，说这是热钱下乡的好路子。
一个村子跑通了，其他村子自然会跟着学，不需要朝廷下发文件。
苏泽就算是穿越者，他也不是面面俱到的，他更不可能将精力放在琐碎的事情上。
所以要深入改革，需要自上而下，将官员也拉入改革中。
所以改革考核制度，是必然的事情。
张居正准备调整了对基层的考核，将经济发展纳入重点，发展就成了地方官府最重要的政绩指标。
有了这个指标，县作为大明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就会从保守守旧转变为最具改革精神的组织。
知县们发现，与其在田赋上抠那点老钱，不如想办法招商引资，开办工厂，发展商业。
商税是田税的几倍甚至十几倍，而且增长空间巨大。
最好的例子就是房山县了，房山县的琉璃窑厂被盘活之后，县里有了钱，修了路，盖了学堂，知县林秉正，如今官至中书门下五房礼房副主司了。
后几任房山知县，沿着林秉正的道路，历年考核也都是优异，也都得到了晋升的机会。
这就是县域竞争的本质。
不需要朝廷下命令，不需要御史去督办，利益驱动比任何行政指令都管用。
一个县搞起来了，隔壁县的知县就会被本地的士绅和百姓逼着去学。你不学，你的县就落后，你的政绩就差，你升迁就慢。
这种压力比上级下文还要直接，还要有效。
这一次京畿清丈田亩和工商业摸底调查完成后，接下来就是在京畿推广经济考核了。
不过这套“唯GDP考核”，也同样有弊端。
苏泽想起原时空的经验。
经济增长指标考核一旦落实，地方上就会衍生出各种应对手段。
数据掺水是基本功，厉害的可以把一个县的GDP凭空翻一倍。
甚至造假都不是最严重的问题，盲目投资盲目上马项目，重复建设经济泡沫，这都是唯GDP考核种下的恶果。
不过苏泽也有前世的经验。
经济指标考核，可以考察增量而非总量，要看地方产业发展的实际成效，而不是单个指标的得失。
还要根据经济基础、资源禀赋将府县分成不同等级，富县和穷县不能用同一套标准。
表格上的数字可以造假，但税关的货物流通记录造不了假，工人的工资发放记录造不了假，工厂的用水用煤量也造不了假。
这些都是可以参照印证的。
这些问题都是小步快跑这套方法论的一部分。
改革的本质是不断试错和调整，发现问题就去解决，而不是因为有问题就停止改革。
原时空有句话叫发展中的问题要通过发展来解决，苏泽深以为然。
数据造假说明考核体系需要完善，但不能因为有人造假就否定经济指标考核本身。只要方向是对的，办法总比困难多。
苏泽总结出一条经验，改革的最大敌人从来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性。
人性喜欢速成，喜欢一刀切，喜欢立竿见影，但改革偏偏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步走。
容易改革的地方都已经改好了，剩下的总要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改革已经进入更复杂的阶段。
仅仅靠苏泽和朝中这些支持新政的大臣是不够的，最好的办法是发动更多的人参与到这场改革中。
县域竞争的本质，就是让无数个基层官员和百姓成为改革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承受者。
比起以往的改革，自下而上的改革无疑是慢的。
但是这种方式虽然慢，但它更贴合实情，更不容易出现系统性崩溃。
只要大明能在这条路上持续走下去，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那改革的动力就不会枯竭。
国防、外交、货币、漕运这些必须中央统一指挥的事，必须自上而下。但民生、经济、基层治理这些事因地制宜的成分大，就适合自下而上。
两者并行不悖，这才是大明改革的正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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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清晨，张敬修收拾好行装，来到父亲书房正式辞行。
他已经得到了调令，以作战司司副的身份，去济州岛，筹备第二舰队的组建事宜。
之所以要去济州岛，是因为第一舰队的驻锚地是在济州岛，为了尽快成军，总参谋司的方案是，从第一舰队中抽调三分之一的军官和老水兵，再分别扩充两支舰队。
张敬修作为作战司司副，他要负责具体的舰队拆分事项，况且拆分舰队也不是简单的分割，还要保证第一舰队在拆分后保持战斗力，要知道在第一舰队离开济州港的时候，倭国的倭寇又蠢蠢欲动了。
和上次不一样，军令如山，今日张敬修就要出发。
等完成水师整编后，张敬修很有可能直接编入第二舰队，前往满剌加。
此去之后，父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相见。
张居正坐在书案后，只是示意他坐下。
他看了儿子一眼，缓缓开口：“你这一去，家中的事情不用担心。第二舰队的事，乃是朝廷重要的军务，你到了济州岛，凡事多看多听，少做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