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阳和声说道：“等她回来，请她转告一下，今天傍晚有一位姓陈的客人，不能来了。改天再约。”
对方说好。
他挂了电话，将听筒放回叉簧上，手指在上面停留了一秒。
这个电话是告诉宋伊琳取消见面的要求！
岗村像个癞皮狗似的咬着他的影子，陈阳必须想办法先摆平他，但是，这需要一点点时间！
而且，也要创造一个合适的机会！
只是，他能静下心来等待时机，有人却坐不住了…
六月十八日，法租界。
宋伊琳走进辣斐德路那家咖啡馆的时候，下午的雨刚停。
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照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反射出一片刺目的白光。
她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旗袍，头发盘起来用一支素银簪子别住，手里拎着一个深棕色的皮包，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下班后来这里消磨时间。
咖啡馆不大，只有七八张桌子，下午这个时段客人很少，靠窗的几张桌子都空着，只有角落里坐着一个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人。
他面前的桌上放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咖啡，咖啡旁边摊开着一份当天的《申报》，头版朝上，折痕对齐，像是在等人。
宋伊琳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将皮包放在桌上，没有看那个男人。
男人抬起眼皮看了她一眼，仿佛寒暄一般说道：“今天的天气不错，雨停了。”
宋伊琳将皮包的金属扣打开又扣上，发出轻微的咔嗒声。“是啊，梅雨天总算快过去了。”
暗号对上了，王义其将报纸收起来，折好，放在桌角。
他就是华南区机要处派出来的特派员，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一些，四十出头，脸膛黝黑，手指关节粗大，中指上有一层薄薄的茧，像是常年握枪的人才会有的。
他从粤北来，坐了三天的火车，转了四次车，过了两道关卡，用了两张假通行证，才到了沪市。
他的皮箱里装着一份资料，要求查清楚华北方面军兵力部署，这是重庆方面直接下达的任务。
“见到人了？”王义其的声音压得很低，目光一直落在桌面上，没有看宋伊琳。
宋伊琳没有回答，端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
杯子里是凉白开，有一股淡淡的铁锈味，像是水管老化了。
她放下杯子，目光在咖啡馆里扫了一圈。
吧台后面，老板在擦杯子，动作不紧不慢；门口坐着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面前放着一杯没怎么动过的咖啡，手里的烟已经烧了半截。
宋伊琳收回目光，看着王义其。
“消息递过去了。他回话说，现在处境不安全，有日本人盯着，暂时不能见面。”
王义其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一下，看着宋伊琳，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整个华南区只有您有他的联系方式，你跟他说过我们的要求了吗？”
“华北日军的兵力部署，兵种配置，进攻方向，补给线，这些都是目前迫切需要的。”
“重庆那边催得很急，反攻计划不能没有情报支撑。胡宗南的参谋处每天打三次电话到军令部，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日军下一步往哪儿走？”
宋伊琳点了点头，“我跟他提了。他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只是说现在不方便见面，让我们等。”
王义其的手指又叩了一下，脸色显得有些不太好看，当然，不是因为生气，是因为着急。
中条山战役结束不到两周，重庆方面还在消化那个灾难性的失败。
几万部队的损失需要补充，溃散的士兵需要收拢，失去的阵地需要夺回。而这一切的前提是，知道敌人下一步会往哪里走。
他不能在这里待太久，他的身份是伪造的，通行证是临时做的，每一分钟都在冒险。
但他也不能就这么空着手回去，带着一句“他让我们等”向总部交差，在军令部的办公桌上，这份情报标记的是“特急”两个字。
“你再约一次。”王义其抬起头，目光直直地看着宋伊琳，“告诉他，不是我要这份情报，是反攻需要。”
“中条山败了，不能让华北再败。多田骏的部队不可能停在晋南不动，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西安？洛阳？还是过黄河？这些必须搞清楚。”
“总部对他这个情报处处长寄予厚望，我虽然不清楚你们有什么本事能够不动声色搞到情报！”
“现在，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
“他可能有危险。”宋伊琳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跟自己说话，“否则不会发出这样的消息！”
“有危险的不止他一个人。”王义其放下杯子，“中条山死了几万人，那些人的危险比他大。”
“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没有人问他们准备好了没有。”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让更多的人死。你告诉他，总部不是在催他，是在求他。”
“三天的，最多三天，我还能在上海待三天。三天之后，不管有没有消息，我都得走。”
“你想办法跟他见一面，把消息转告给他，让他务必要找到有用的情报，我就在这里等。”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叠成方块的纸，推到宋伊琳面前。
宋伊琳打开，上面是密密麻麻的物资明细！
“这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日军物资调配情况。”王义其压低声音，“让他对照一下，看看有没有出入，有没有遗漏。”
“尤其是汽油的调拨方向，多田骏的机械化部队对油料的依赖很大，汽油往哪个方向走，部队就往哪个方向走。这是最核心的东西。”
宋伊琳将那张纸折叠好，塞进皮包的夹层里。
她站起来，拎起皮包，对王义其微微点了一下头，然后转身走出了咖啡馆。
门口的阳光一下子涌过来，刺得她眯了眯眼睛。辣斐德路上的梧桐树叶被雨水冲刷得发亮，在微风中轻轻摇晃。
她深吸一口气，走向了霞飞路的方向。
王义其坐在咖啡馆里，没有立刻离开。
他重新拿起那份《申报》，翻到中缝的广告栏，目光落在一条寻人启事上。
启事上写着，“李国梁，男，四十二岁，浙江宁波人，于民国三十年五月走失，知情者请至法租界老北门咸瓜街洪宅，当面酬谢。”
这是他的紧急联络方式，如果下面同样登出一个“金贵生”的寻人启事，那就说明他的身份已经暴露，必须立即撤离。
他站起身，将报纸放在桌上，走出了咖啡馆。
他没有回头看那家咖啡馆，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在他身后，灰蒙蒙的天空中云层又开始聚拢，六月的南方，雨是说下就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