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堂、参谋总部内协助六曹尚书们办理各项政务、劳苦功高的官吏们就因为任劳任怨、踏实肯干而获得了大批量的勋位赐封。
比如诸葛亮就获封四等承议郎，严畯、陈岂、诸葛瑾、徐原、庞统等人也一并获封四等承议郎。
专司外务的韩朗获封三等朝议大夫，他的助手王赧、孙乾则获封五等奉议郎。
和武将们差不多，昭武元年的第一次大规模赐封环节里，得封一等柱国大夫的顶级文职官员也有五人。
二等正议大夫只有七人。
三等朝议大夫则有十三人。
四等承议郎获封者就开始增多了，有三十三人。
五等奉议郎获封者更多，有六十八人。
六等宣德郎获封者达一百一十三人。
七等给事郎获封者达二百二十三人。
八等承奉郎获封者达二百九十七人。
九等登仕郎获封者达三百七十七人。
十等将仕郎获封者达五百四十九人。
综合统计，十等勋位体系之下获得勋官赐封的勋官人数一共是一千六百八十五人，比武将群体中获得赐封的人还要多。
倒不是说刘基麾下真的有那么多的官员。
事实上，此次文职官员赐封之中，有相当一部分官员都没有得到勋位赐封。
占据此番勋位赐封绝大多数的人，其实都是农庄体系之中的基层吏员。
没错，刘基虽然还没有明说要把官、吏合流，但是在勋位体系之中，官、吏是算在一起考量的。
刘基自己从培训班里培养出来的学院派的成员们基本上都是吏员，都在农庄内担任农庄令、农庄丞等吏员职位。
他们数量庞大，工作辛苦，是刘基集团能够发展到今天的中坚力量，他们个人的功劳或许不大，但是集合在一起，就是改天换地的力量。
但是因为这一时期官吏之间泾渭分明的地位差别、晋升途径，所以只有极少数特别优秀的学院派子弟才能通过举孝廉等方式进入仕途，从吏员转职为官员。
就这还是刘基特意关照的。
大部分举孝廉的名额还是被地方士族、大豪强子弟们给占据了，特别是富裕地区、政治中心地区的举孝廉份额，能被留下来交给农庄系统的，都是边边角角的余料。
这一情况目前还是非常主流的，刘基也没什么改变的办法。
现在刘基刚刚登位称帝，也没有想要立刻动手改制，但是在他自己创立的勋位体系之中给学院派子弟们留下一席之地，并非不可以。
高等勋位他们得不到，低等勋位他们绝对配得上。
这一千六百八十五个勋位里，超过八成都是五等以下的勋位，也都是农庄里的吏员们获得的，真正获得勋位的官员和州郡级别的吏员们的数量其实非常少。
这一全新的创举若是发生在平时，关注的人会多上不少，但是在新帝登基的大事件的冲刷之下，真正对其产生关注度的人反而少了许多。
更何况，值得关注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比起经济意义更大的爵位、勋位改制和赐封，实际官职的改制和赐封才更值得关注，这可是实实在在涉及到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的。
比如刘基正式把自己的政事堂改组为大家更熟悉的尚书台，又把尚书台正式从少府里摘出来，设定为正规的朝廷中枢机构。
六曹尚书的品秩调整为中二千石。
六曹尚书之下设左右两侍郎，品秩为二千石。
左右侍郎之下设各司郎中令，郎中令品秩为比二千石。
郎中令以下的办事人员也是全面升迁，品秩提升一倍有余，原先整体品秩等级处在千石以下的尚书台到了刘基手上，直接变成了超越九卿的重要职能部门。
张昭等人一下子从品秩只有几百石的地方性质的官员一跃而上成为中央大员，身份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奖励，更是一种认可，也是一种补偿，作为他们多年以来为刘基辛勤工作的回报。
同样的，参谋总部也被刘基提升了品秩，改组为参谋台。
总长张纮成为参谋台首任参谋令，品秩中二千石。
参谋左右次长改称为左右侍郎，依旧是秦松和陈端这两个跟随刘基很久的老人担任，品秩二千石。
左右侍郎下各部门也设为各司，各司郎中令品秩也为比二千石。
这个军事专业部门的存在是刘基为了提升军队战斗力而特设的，也是刘基的军队总是能克敌制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传统情况下，古代军队并没有专门职业的参谋人员辅助，这使得古代军队作战策划水平忽上忽下，波动极大。
而刘基则采取设置专门参谋机构的方式来对军队将领进行辅助，且给予参谋官在必要情况下限制主将肆意妄为的权力。
所以参谋们的存在不仅是提升武将作战水平的辅助工具，也是刘基彰显自己的存在感、行使自己对军队控制权的方式。
与此同时，刘基以参谋台的存在隔开了文官政府对军队的渗透，把文官政府对军队的影响限制在了后勤层面，涉及到军队指挥和管理的问题上，文官政府是没有途径插手的。
这也是刘基吸取了宋朝、明朝的部分经验所思考出来的办法之一。
这两大功勋部门实际上已经把整个帝国王朝的政治、军事权力给分的差不多了，职责也都理清了，剩下来需要设置的中央部门并不多。
刘基并不打算设置原先的三公九卿各大部门，这各大部门的很多权力已经被尚书台和参谋台两大部门给分走了，他们现在运行良好，执行高效，根本没必要做什么改变。
至于两大部门没有涉及到的权力，倒是可以设置一些。
在旧体系之中，新两大部门没涉及到的权力并不多。
太常卿所主导的礼仪祭祀职能。
光禄勋和卫尉所主导的宫廷禁卫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