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庭通知是在午后两点十分下达的，十五分钟后继续。
一号法庭的旁听席上，人没有散。
记者们低头对着笔记本电脑疯狂敲字，几个法制栏目的摄像师靠在墙边刷手机，程安宁的母亲坐在前排，双手攥在一起，一动不动。
陆离没有起身，他靠在最后排的椅背上，余薇刚才那番证词的劲儿还没过去。法庭里弥漫着一股子说不清的沉闷。
傅攸宁坐在他旁边，翻开那个黑色硬皮本子，低着头在写。
陆离斜眼看了一眼：她在记观察记录，手不停，字密密麻麻的，都是对法庭内各人情绪状态的侧写。
被告席上，梁承坐得很直，手放在大腿上，每隔大概两分钟，右手的指节就轻叩一下膝盖。陆离数过了，从庭审开始到现在，这个频率几乎没有变过。
陆离太清楚这种人了：对他来说，胡梅之前的那几个证人，只是他早就预判好的噪音。
他有陈锋，有“自愿赠予”这四个字，现在坐在被告席上，脸上写着的就一个意思：稳赢。
“带最后一位证人出庭。”
审判长的声音从扩音器里传出来。
旁听席上有几个人抬起了头。记者堆里有人小声问同伴：最后一个是谁？
旁边的人翻出手边的出庭名单，压低声音回答：
“胡梅。”
陆离把视线从梁承身上移开。
他早在休庭前就注意到那个角落里的女人了，她坐在最靠边的位置，穿着一件厚重的深色风衣，戴着那副遮住半张脸的黑色大墨镜，整场庭审一动不动。
那种安静和前面几人不同，她不是害怕，而是刻意的。
现在，她起身了。
胡梅走向证人席的步伐很平稳，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她没有低头，没有用眼神扫视旁听席，只是直接往那张椅子的方向走去。
她的风衣颜色很深，脸上没有粉底、没有口红，头发在脑后拢成一个低马尾，简单得有点克制。
旁听席的窃窃私语，随着她走上证人席，骤然压低了。
人们本来等着一场歇斯底里的撕扯。
但胡梅的表情太平静了，平静到有点让人不安。
她落座，把一个薄薄的文件袋放在桌面上，双手叠在桌面，等着法官说话。
辩护律师团队的席位上，有人低头翻着一份文件，俯下身去跟同伴低语。另一个人往梁承那边瞥了一眼，快速交换了个眼神。
梁承没有回应那个眼神。他的目光很平静地停在证人席上，但他无意识的把原本叠在桌面上的右手，换了个姿势。
公诉人先做了身份核实和证词告知，然后把话筒递给胡梅，让她自述相关经过。
胡梅用很平稳的声音，开口了。
她先交代了基本事实：什么时候认识梁承，通过什么方式，转了几笔、转了多少。
200万，分五次，时间跨度八个月。
她说这些的语气，像在念一份财务报表，没有颤抖，没有懊悔的痕迹，甚至没有停顿。
陈锋的手搭在桌面上，指尖悄悄摩挲着一支钢笔。他在寻找机会。
等胡梅说完，他站了起来。
“胡女士。”
陈锋的声音很平稳，但节奏里带着压迫：
“我在您的背景资料里看到，您持有名校MBA学位，在您所在的行业，手下管理上百人的团队。
您告诉法庭，在这样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下，一个受过如此高等教育的精英，会被几张网上找来的照片骗走两百万？”
他顿了顿，语速放慢：
“我必须请法庭认真考量一个可能：胡女士是在清醒、理性、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状态下，权衡过利弊之后，进行的主动投资。事后投资出现亏损，才来这里寻求追索。”
这句话落地之后，旁听席上有几个人没忍住往胡梅脸上看。
胡梅没有急着开口，神情也没有任何变化，眼神甚至没有在陈锋身上做一秒钟的停留，只是淡淡地对准了审判长的方向。
“律师的问题，我听懂了。他预设了一个错误的前提，他认为高等教育会让一个人免疫情感操控。这两件事，没有因果关系。”
陈锋没有被噎住，立刻转换了方向。
“好，我换一个问题。”他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平放在桌面上，
“胡女士，记录显示，案发期间，您所在的公司正面临相当规模的资金压力，内部资金回笼存在缺口。
我想请问：您向被告转账这200万，是否存在以下动机：通过被告所描述的“高回报内部投资项目”来弥补公司的资金漏洞，以便对内部有个交代？”
法庭里气氛微微变了。
“如果是这样，”陈锋的语速慢了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挤，
“那么这笔钱，便不再是受骗，而是您在明知风险的情况下，寄希望于高收益的一次自主决策。投资失败，将损失的责任归咎于我的当事人，是否合理？”
“反对！”公诉人拍桌站起来，
“辩方在进行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主观臆测，同时对受害人进行毫无底线的名誉侵害！”
“反对有效，辩护人请注意提问方式，停止诱导性发言。”审判长重重敲了一下法槌。
陈锋微微欠身：“明白，审判长。”
但他已经把那颗钉子钉进去了。旁听席上有几个记者把头凑在一起，低声嘀咕了几句。
法庭里的火药味浓到了极点，所有人的目光都回到胡梅身上。
胡梅神色出奇的平静，她甚至没有用正眼看陈锋，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不要用你的无知和龌龊，来揣测人性。”
她的声音不大，但由于此时法庭里太安静了，每个字都听得一清二楚。
“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为了要回那两百万。”她停了一下，“那点钱，我亏得起。”
旁听席上有人愣了一下。媒体席上那几个本来已经敲好被告方反击奏效草稿的记者，手指停在了半空中。
胡梅把目光从律师席上收回来，转向审判长，微微垂下眼帘。
“我想和法官说几句话。”
审判长没有阻止，公诉人也没有打断。
法庭里的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保持了安静。
——-
“我结婚十年了。”
胡梅的声音没有戏剧性，只是陈述。
“我的合法丈夫，是我自己选的，他各方面条件都不差。但我们结婚以后，我每天工作到很晚，回家处理他的烂摊子。
他的生意出了问题，他的家庭关系，他的情绪状态，这些，都是我的事。我觉得这在婚姻里是很正常的。”
“这十年里，有过一段时间，我没日没夜地在跟进一个项目，压力大到几乎睡不着。
有一次，凌晨三点我发现帮我暂代工作的同事出了个严重纰漏，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把那个错误一点一点修了三个小时。
修完之后，天刚蒙蒙亮，我想给丈夫发条消息，说我在公司，我有点累。”
她停了一下。
“我把那条消息删掉了，因为我知道，他不会问。”
法庭里没有人出声，连审判长都没有敲槌催促。
“我在那段婚姻里，整整十年”，胡梅的声音很平稳，就像在讲别人的事，“没有人问过我哪怕一句：今天，累不累。”
法庭里安静了几秒。
一个步入中年的女记者，把视线从她的采访本上移开，抬起头，眼眶有些发红。
她抬起眼睛，看向法官席：
“律师说我是清醒状态下的自愿？呵呵，是的，法官，转第三笔五十万的时候，我自己查过那个收款账户的风险提示。我没有发疯，我知道那不正常。”
她停了一下，目光很清醒：
“但这恰恰是他最狠的地方。他让我在明明知道不对劲的情况下，仍然觉得只能这么走下去。
他没有骗走我的理智，他掐断的是我的退路。
各位法官，一个人在极度绝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处境里做出的选择，我们不叫它自愿。我们叫它，别无选择地选择。”
她顿了一下：
“这，算自愿吗？”
法庭里有几秒钟的沉默。
然后胡梅低下头，从证人台的文件袋里，缓缓取出了一张照片的打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