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的地点定在了大虎山这个地方，这是陈铭亲自选定的。
把谈判桌摆在了鬼子尸横遍野，刚被全歼的战场上，等于直接告诉鬼子：
“你们的主力，就死在我脚下。
你们的人，现在是我的俘虏。
你们的城市，是空城。
你们是战败者，没有资格谈条件。”
这是把战场威慑摆到了谈判桌上面。
陈铭的意思不言而喻：
“这里是我军的胜利场，是关东军的坟墓，现在我在这里接受你们的求和。”
这在政治上等于，关东军向我军“战场请降”的预演。
周边百姓、伪满官员、甚至苏联情报人员看到，都会明白：
东北已经变天了。
鬼子是极度讲究军威、面子、武士道尊严的军队，这对鬼子是赤裸裸的羞辱，彻底打掉所有傲气。
鬼子对此当然表示强烈的反对，毕竟正常谈判都是选在中立区或者县城。
然而，他们的反对无效，形势已经由不得他们了。
他们只能被动接受，一如五十年前马关条约的情景，只不过这一次，双方的角色对调了。
都说鬼子关东军，哪怕是抗战后期也疯狂无比，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条件。
但关东军心里比什么都清楚，他们大概率是撑不过今年了。
此时已经是1945年二月，鬼子的真实情况是：
马里亚纳失守，菲律宾丢了，本土被炸，海上交通全断，苏军陈兵百万，马上要捅后背。
这种时候，对于鬼子来说，能保城市就保城市，能保俘虏就保俘虏，能不扩大战败就不扩大。
疯狂是对平民、对俘虏、对弱者；
面对能灭自己的强敌，他们一样会怂。
鬼子从来都是欺软怕硬，抗战后期依旧疯狂的原因，是因为在原来的东北，根本没有威胁到他们的力量。
原历史上，东北的反抗力量非常薄弱，苏军因为还没有宣战，外交上维持着中立，所以对于关东军而言，他们就是无敌的。
这种情况下自然可以维持蛮横疯狂的姿态。
但现在，陈铭一战直接用无数鬼子关东军的尸体告诉鬼子，老子有能力摁着你的脑袋揍。
鬼子这个民族，畏强而凌弱，慕强而欺弱；遇强则卑躬屈膝，遇弱则凶残暴虐。
历史上无数次证明了，你比他强，他就会表现得温顺无比。
要是你比他弱了，他会比豺狼还要凶狠。
如今优势在我们，鬼子哪怕再疯狂，也得考虑现实，乖乖的回到了谈判桌前。
谈判的具体工作，陈铭没有亲自参与，而是由政委张正则全权负责。
战士们提前清理出一块空地，却并未扫尽周遭景象。
断折的三八步枪、碎裂的钢盔、染血的军服碎片散落四周，带着未散的硝烟味。
场地正中摆着一张缴获的实木方桌，两侧各放几条长凳。
没有旗帜，没有红毯，没有任何仪式布置。只有冰冷的战场环境，无声宣告着双方的地位。
我方人员提前半小时抵达就位。
政委张正则神态沉稳，袖口挽起，身后只跟着两名参谋与一名翻译，姿态从容，不怒自威。
外围警戒部队持枪列队，枪口斜指，既不过分挑衅，也丝毫不给对方任何可乘之机。
不多时，日军代表团乘车抵达。
几名军官身着整齐军装，肩章锃亮，可下车踏上这片尸骸未冷的战场时。
所有人脚步都明显一顿，脸色瞬间变得难看无比。
有人下意识侧目避开遍地狼藉，有人喉结滚动，强压着心底的屈辱与不安。
先前他们多次抗议谈判地点，此刻再无一人敢开口，只能低着头，在我方战士引导下，一步步走到谈判桌前。
待双方落座，张正则没有半句寒暄，直接开门见山，由翻译逐字逐句清晰传达。
“今日谈判，只谈三件事，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他首先以被合围在锦州城内的日军半个师团为核心筹码，抛出第一条条款：
日军必须完整撤出锦州与葫芦岛两市，撤出部队仅允许携带个人武器与维持行军所需的必要口粮。
其余一切物资，轻重武器、弹药储备、粮秣库存、港口机械、修船设备、工厂机床、通讯器材、交通设施等。
一律不得拆卸、不得转运、不得爆破、不得纵火破坏，必须完整移交我方。
作为交换，我方将放开东南方向通道，保证锦州、葫芦岛两地日军安全撤离，不再追击。
同时我方作出承诺，在协议履行期间，不向沈阳发起进攻。
话音落下，日军代表当即骚动起来，有人低声急促交谈，有人面露愤懑，却没人敢高声驳斥。
张正则只冷冷看着，等他们稍作平息，便继续第二条。
“第二，我方手中握有贵军被俘人员约一万五。
以此为交换，你们需满足三个条件：
一，移交关东军陆航可用的二手飞机及配套航弹、燃油；
二，派出相应的地勤、维修与航空技术人员一同移交；
三，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在东北各地被俘、被关押的抗日武装人员、地下工作者及爱国群众。
不得遗漏，不得报复，不得暗中处决。”
这条一出，日军几名军官脸色更加难看，交头接耳的频率更快，有人试图插话提出异议，都被张正则一个眼神示意打断。
等到第三条，张正则语气略微放缓，却字字戳中对方命门：
“第三，我方可以拿出粮食，与你方进行物资置换。”
“你们可用军工技术、生产图纸、机械设备、化工原料、医疗器械等，向我方换取粮食。”
“数量可商议，但原则不变——粮换物，粮换技。”
张正则的第三条，可谓是直接戳中了鬼子的痛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