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北方大地天翻地覆的同时，南方各省也陷入了无休无止的争执中。
这场争执的核心，无关抗敌复土，无关安抚百姓，而是聚焦于一个最迫切也最敏感的问题——
社稷不可一日无主，到底该拥立哪位宗室承继大统。
南京朝堂之上，两大阵营针锋相对。
凤阳总督马士英纠集了一批勋臣、太监，秉持“立亲”之说，坚决主张拥立福王朱由崧上位。
朱由崧是万历皇帝的直系长孙，是崇祯皇帝的堂兄，如今崇祯以及他的三位皇子都已被俘，按宗法伦序，朱由崧无疑是最具合法性的继承人。
而以钱谦益、吕大器、张慎言等人为首的东林党人，则更倾向于“立贤”。
他们看中的是潞王朱常淓，神宗皇帝的侄子，论亲疏差了一层，但据说此人素有令名。
可这场看似“立亲”与“立贤”之争，其实骨子里还是万历朝“国本之争”的延续。
早在万历年间，以东林党人为首的文官集团，为了阻止神宗立老福王朱常洵为太子，可谓是前仆后继，与皇帝斗了十五年。
从“国本之争”再到“福王庄田之争”，双方积怨已深。
一旦朱由崧登基，秋后算账，东林党人怕是要吃不了兜着走。
为了保住性命与地位，身为东林党魁、礼部侍郎钱谦益不顾路途遥远，两次从常熟赶往南京，以“立贤”为名，四处游说朝中诸臣，提议迎立潞王。
凭借其东林党领袖的声望与清名，钱谦益很快便拉拢了一大批拥趸；
其中不乏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等朝廷要员。
而在这一众支持者中，最具分量、也最能决定局势走向的，则莫过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
史可法，字宪之，河南祥符人，世袭锦衣卫百户出身。
早在崇祯元年，他便考中了进士，并被外放到了西安府。
彼时的史可法还是一介小小推官，在三边总督杨鹤的指派下，负责安抚各地流民和归降的起义军队伍。
后来，他又跟着卢象升在中原剿寇，从户部主事、员外郎一路升任南京兵部尚书。
虽然南京中枢建制完整，设有六部、都察院、五军都督府等府衙，但却多为闲职，官员基本也是些养老、贬谪之人，权力有限。
但唯独南京兵部尚书一职不同。
自成化年间起，南京兵部尚书便固定兼任了“参赞机务”一职。
这一兼职赋予了其统管南直隶军务的权力，地位远高于其他南京官员。
有了调兵、统兵之权，因此史可法便与魏国公徐弘基、守备太监韩赞周组成了南京的最高决策层。
但到了明末，勋贵势力早已衰落，徐弘基空有爵位却无兵权；而崇祯被俘后，守备太监韩赞周也没了依仗。
如此一来，史可法便成为了南京真正的定策核心，能够同时号令文武百官，话语权无人能及。
身为东林党人，他自然十分倾向于迎立潞王朱常淓。
可以说，只要史可法下手快、以他南京兵部尚书和参赞机务的身份，联合守备勋臣，守备太监，宣布拥立潞王监国，那么福王便再无上位的可能。
但毕竟是传统文官出身，史可法心里很清楚，迎立潞王在伦序上站不住脚。
一个是神宗的侄子，一个是神宗的亲孙子，谁近谁远，一目了然。
如果强行拥立潞王，难免会被天下人指责为乱宗，继而引发党争内乱。
因此，史可法便主动找上了凤阳总督马士英密商。
他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迎立远在广西的桂王朱由榔登基。
桂王同样是万历皇帝的儿子，论伦序仅次于福王；同时封潞王朱常淓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管全国军事。
这一方案可谓是一箭三雕，既能避免福王上位，同时也能安抚东林党人、稳住马士英集团。
为了说服马士英等人同意，史可法甚至还亲笔写了封信，言称福王有“七不可立”：
贪财、好色、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
字字尖锐，句句直指要害，双方很快达成共识，同意了这个折中方案。
然而朱由崧却不干了。
眼看上位无望，朱由崧当机立断，立刻派出了太监卢九德，秘密联系上了在江淮一带的黄得功、高杰、刘良佐三位总兵。
他开出的条件也很直白，只要黄得功等人能拥立自己，基后必有厚赏。
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几人万万没想到还有这茬。
他们三人本是败军之将，没有功劳可言，在朝堂上更是毫无话语权，立帝一事轮不着他们掺和。
可现在不同了。
只要能拥立福王，他们也算有了拥立之功，一跃成为从龙功臣，自此便可飞黄腾达。
没有丝毫犹豫，三位总兵立刻点头同意。
而还在观望的刘泽清见状，也赶紧加入了拥立福王的队伍。
眼看风向突变，原本还同意迎立桂王的马士英立刻翻脸，转身就投入了福王阵营。
作为政治投机客，马士英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他攫取权力的绝佳机会。
此前他只是一个凤阳总督，在朝堂上根本排不上号；即便迎立桂王成功，他大概率也只能再升一两级。
但如果选择拥立福王，他便能凭借“定策之功”压倒史可法，成为新朝事实上的文官第一人，独揽大权。
于是马士英当机立断，命令江北四镇总兵亲自护送福王，由淮安一路南下，陈兵江北，向南京诸臣施压。
事已至此，东林党人再无机会，只能捏着鼻子认下了福王。
经过三辞三让，崇祯十七年六月，朱由崧在南京正式登基称帝，改元弘光。
他在登极诏中痛斥汉贼“豺狼野心、潢池盗弄”，并与众臣发誓一定出兵北伐，救出崇祯，还政于君。
可问题是，口号喊得响亮，到底该怎么出兵北伐？
指望江北四镇？
明眼人都知道绝无可能，眼下那四位爷，正忙着为争夺驻扎扬州而内讧呢。
自从有了拥立之功，四镇总兵愈发骄横跋扈，一副军阀做派，几乎视南京朝廷为无物。
兴平伯高杰正在扬州城下，跟守城的军民大打出手；
靖南侯黄得功、广昌伯刘良佐跟他不对付，正磨刀霍霍准备趁机报复高杰。
而东平伯刘泽清则是干脆在驻地内纵兵抢掠、整日醉生梦死，对朝廷的号令置若罔闻。
而宁南侯左良玉就更别提了。
弘光帝的登基诏书送到武昌时，左良玉甚至拒绝承认，不愿开读。
在湖广巡抚何腾蛟、监军御史黄澍等人的反复劝说下，左良玉才勉强接受了弘光帝的册封。
左良玉本身就与东林党关系密切，因此向来是看不惯把持朝政的马士英等人，与之积怨深重。
眼看无兵可用，无将可调，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史可法正式提出了“联虏平寇”的策略。
他拿着自己撰写的《款虏灭寇庙算已周速行以雪国耻疏》，在朝堂上侃侃而谈，详细阐述了此计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诸位同僚，如今社稷倾覆，先皇被俘，汉贼更是窃据京师，此乃我大明百年未有之奇耻大辱！”
“昔日督师杨嗣昌曾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今日看来，此言依旧可行。”
“当前我朝最急之事，莫过于剿灭贼寇，收复失地，以正人心。”
他顿了顿，继续道，
“近日北方传来消息，东虏已经打着‘匡扶大明、剿贼安民’的旗号入关，并占据了山东一带。”
“某以为，我等或可与其结为友邦，相约联手剿灭汉贼，以报君父之仇、雪社稷之耻。”
此话一出，大殿中顿时嗡嗡作响。
片刻后，户部尚书高弘图站了出来，拱手问道：
“史部堂，那东虏狼子野心，不可轻信。”
“倘若汉贼尽灭，东虏随即调转马头南下，又该如何？”
而史可法则是胸有成竹地表示：
“我朝据有长江天险，又有江北四镇拱卫，纵使虏骑凶悍，也只能望江兴叹。”
“最不济也能效仿宋辽故事，暂且偏安一隅。”
“待来日厉兵秣马，再效仿太祖北伐收复失地，亦未为晚也。”
这时，马士英也站出来帮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