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元帅说过。他的父亲圣康斯坦丁曾经告诉大家，我们最好的发展方向，并不是直接建立一个地上天国，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天父并没有给我们那么高的要求，我们也不应该如此傲慢，高看自己和同类。相反，我们应该设法保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在文明崩塌之后，让它能够迅速重新恢复。如果能够做到，我们的文明也就和塞里斯人一样，终于从某种昙花一现的奇观，变成一个可以长期稳定维持的存在了。”
“而要保全文明，就要在方方面面，对成果进行记录，对教训进行总结。这其中既包括物质层面的，也包括精神层面的。你们觉得絮叨的这部分，实则是对之前思想的总结。对于新一代文明的重建，是必不可少的。”
追随者们还是不太相信，互相议论说：“实在想不到这种枯燥的常识都需要重复。”而鲍里斯牧首则苦笑道：“但这种重复是必须的。郭元帅给我说过，哪怕以塞里斯人的传承之完整，都能出现众多且严重的问题。”
“他说，我们都知道，人祭是绝对的禁忌，只有一些非常偏远落后的地方，逃过了我们的打击，才有一些遗存。按理说，这已经是一种常识了。在东方，同样是如此，孔夫子那时，就开始反对人祭。到现在，时间已经太长，以至于有些人都觉得孔夫子只会一些陈旧无用的知识，没必要专门去学习。然而，直到宋朝的时候，朝廷都要专门去剿灭杀人祭祀的邪教。而在我们这边，也是稍微不管就有死灰复燃的。”
“还有一些同样基本的规则，比如说‘不能吃人’。我要是现在天天给你们念叨‘不准随便吃人’，你们肯定会觉得我发疯了。然而在塞里斯，就突然出现过秩序崩溃、人们对吃人习以为常的时间段。如果不留着几本老书，有空就给大家念叨这些，结果还真不好说。”
大家听了都有点害怕，连忙问：“那我们罗马也会这样么？”牧首告诉他们：“甚至可能还要更可怕呢。圣人当初说过，如果连我们也失败了，那么我们这里恐怕就彻底没戏了。蛮夷会彻底掌控这片国度，以至于数百年后，他们都会对这些恐怖的习惯习以为常。而没有了罗马，教会也独木难支，面对这些暴行毫无作为。所以，不要觉得这些事情繁琐而无用，相反，这可能恰恰就是最重要的部分了。”
应当是出于这种心态，这一批教会人士开始了持续两代人的“规范道德”的工作。最早开始组织人系统从事这些工作的，就是担任过郭楠部下随军神父的鲍里斯牧首——他在郭楠第二次战败之后，带领一些修士回到了基辅，进而在教会的拥戴下成为牧首，在组织军队继续战斗的同时，开始了这些工作。
软弱而混乱的大都临时政府瓦解之后，罗马完全陷入军阀割据的状态。但是，因为临时政府在很多方面名声太差，以至于大部分军阀都打出了其他旗号，包括接受鲍里斯牧首等人的纲领，或者认为社会共识应当回到中宗时代那种状态，总之要和他们进行切割。在这段时间里，这种“鲍里斯主义”——或者按他们自己所说，叫“新道德”或者“进步道德”，因此得到了广泛传播，并且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郭氏父子都非常重视理论的构建，不过，因为精力有限，他们的论述大多非常宽泛。尤其是郭元帅本人。相比于更把这些理论当做工具看待的郭楠，他更加重视的，明显是这个理论体系本身。
但是，也因为这种重视，使得他的著述涉及的范围太广，因而在很多方面都没有过于深入，甚至没有留下一个完整的体系。而郭楠的理论水平和投入的精力都还不如他，因此也没有完成对于这套体系的补充。到了鲍里斯那个时候，基辅教会投入了大量精力，并且从吴国那边又重新引入了《永乐大典》等著作，才把这些零散的理论系统化，编写成为新的、成体系的理论。
由于浓厚的罗斯背景，这套理论在诸多方面也都脱离不了那种“罗斯痕迹”。可能是因为受到启蒙比较晚，而且受到当地环境和文化背景影响很大，因此，也就留下了非常鲜明的特色：比如他们特别喜欢二元对立的概念，而且非常热衷于对“真理”、“正义”的追求。看作品里的用词，往往就能知道其来源了。
他们的论述里，非常热衷于把事情分为简单的“好”和“坏”两部分。虽然会使用一系列名词，但是这种二分的特征是隐藏不住的。在这个体系中，事物往往被描述为“有益”或者“有害”，制度会被描述为“先进”或者“腐朽”，思想则会被概括为“进步”或者“落后”。
这些词汇，几乎都来自郭元帅当年的作品，而且在含义上，变化也不是很大，可见他们还是做足了功课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是沿袭和发展了他的理论。但正如之前所述，因为资料有限，在很多具体的规则上，大多还是他们自己提出的。
由于之前长期的战乱，以及和他们所称的“南方地区”的长期军事对峙，“鲍里斯主义”提倡的道德，很多都是建立在反对之前各种败坏风气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他们的“好坏”、“进步落后”，大多是以孛儿只斤努斯王朝后期，和共和政府、临时政府时期作为坐标，在反对它们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
在这套体系中，卡蓬校长的行为，就没有那么“正义”了。比如，“进步道德”认为，后期罗马的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纵容欲望。不管是元凶的权力欲，还是整个社会奢靡腐朽的享受欲，都是如此。
因此，借助明朝学者们的帮助，他们从郭元帅和吴文王的东方老家，又引入了朱子学说，认为应当“存天理，灭人欲”，消灭这些过剩的欲望。如此分析下来，过度的欲望当然就是“有害”的，是“腐朽落后”的；而节制欲望的道德，就是“东方先进文化”，是“进步”的标志。
自由选择是没有错的，但卡蓬校长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却把选择权给了一个明显不成熟、不足以担责的年轻人，就属于“过度放纵”了。
更严重的是，历史经验证明，希腊女人，以及意大利的女人，大多意志薄弱，甚至自己就是这种过度欲望的源头。把选择权交给她们，后果可想而知。无端宽纵女人，就非常“腐朽落后”。卡蓬校长虽然已经是非常英明智慧的人物，但受限于时代，还是带有很多有害的旧思想。
因此，按照这种“进步道德”，大家是要反对他这种行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