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这么多复杂的理论和分析，但是，编者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我们应当区分神学和史学这两个不同的领域，而不要随便把不同领域的话题串起来。否则，就会对双方的术语和叙事同时造成污染，让大家都没法好好研究。
然而，之所以写这么多，就是因为我们迫切希望读者在读到这本传记的时候，能够了解自己阅读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能用阅读《太平经》或者教会版《罗斯真理》的态度，去审视一部史学作品。
当然，反过来也一样，比如在研究天兄生平、郭元帅生平的时候，我们建议把神迹部分和史实部分分开看待。在评判的时候，也要让两种标准互不干扰，否则结果只会对两个领域都不够负责。
这一点，在审视罗斯人相关论述的时候，尤其需要注意。
正如上文所说，可能是因为历史和环境原因，罗斯人在建立道德评判体系，或者其他分类标准的时候，特别喜欢泾渭分明的划分。如果是儿童启蒙读物或者科普作品，这种简单易行的划分方式倒是没有问题。然而，他们却广泛地把这一套体系用在各种方面。
更严重的是，可能是因为越简易的方式就越容易传播，“罗斯真理”式的简单粗暴的理论，在社会中下层迅速流传。
罗马进入混乱时期之后，中央权威不复存在，统一的教育体系和教学规章也随之瓦解。但因为之前的惯性，各个军阀都认为教育才能提供优秀的士兵，因此地方教育体系得以幸存，其他教育，尤其是军校教育，则更加发展起来。有段时间，几乎所有的执政官、总督们，都会自行兼任最高军事学府的校长，以此来和学生们拉近关系。这一点，在以往的欧洲还没有出现过。
而这个时期的学校，普遍极为实用主义，水平则普遍不太行，相比罗马极盛时期有很多退步的地方。因为这种特殊条件，导致他们反而很喜欢罗斯人的那种呆板却简单的定义，从而罕有地实现了罗斯文化对地中海腹地的输出。
但这样一来，这种混淆神学和史学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了。
如果只是影响到人物和事件的评价，那么尚且可以不管。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历史教育”的重要性，甚至把这一部分增加到了启蒙教育之中。但他们所说的这种历史，实际上并不是历史，而是神学。
在编者看来，想要区分史学和神学的理论，并非困难。史学教育给学生的，是方法和素材；而神学教育给学生的，是信仰。前者是让人思考的工具，结论是可以讨论的；而后者是不能进行质疑的。
但是，在现实中，这二者却混淆的十分严重。
从孛儿只斤努斯王朝后期开始，因为东方文化的扩散，以及和吴国、西天竺公司等东方人势力的密切接触，地中海世界的文化也迅速受到了东方影响。作为本来就是“东方化”核心的东罗马故地，当然首当其冲。
东方系的国家，都是政教合一的政权。不管是中原的天子还是蒙古人的可汗，都不能允许神权独立于自己的掌控之外。因此，他们会主动推行一系列政策——包括东方文化的特点之一，用历史代替一部分神学的职能。
罗马的中央权威瓦解之后，各地的主政者就开始积极推动历史教育，这并非一种偶然，而是吸取了东方人的经验：中央权威的瓦解，实际上对于地方政权，也是一种恐怖的灾难。
因为地方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中央，在中央权威失败之后，他们的组织能力与号召力，甚至不如一些本身就自带组织的蛮族部落，而腐朽程度又远胜于蛮族。
就像古典时代，西方帝国分裂之后，所有的总督，不管是拉丁人还是拉丁化的蛮族人，没有一个延续下去，最终全部都被完全的蛮族部落取代一样。这种“地方势力助推中央瓦解以最大化利益，但地方势力难以对抗乱局中崛起的新人”的情况，在历史上更是屡屡发生，我们欧罗巴的大国，每次瓦解，也都有类似的现象，已经让历史研究者习以为常了。
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在这一轮分裂和混战的过程中，各个地方势力都开始重视起历史教育和正统观念宣传，而且和以前不同，不再停留于口头上，也不再是少部分贵族、高级知识分子自己的想法，而是真正贯彻给了普通的公民。
这些历史教育的思想来源，一般被认为是出自吴国。在吴武王时期，王国高层一直非常深入民间，因此对于当地百姓的文化水平和思想状态非常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