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的重臣们经过大量的调研，认为当地民众朴素无知。好处是近乎一张白纸，很容易教化；坏处是他们也很容易学坏，自己寻思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信仰。当地连教会的影响都很薄弱，教士水平普遍一般，数量也不足，教会本身又经常因为缺乏监督而腐败，使得他们对于异端邪说几乎没有抵抗能力。
在这种基础上，他们提倡进行系统的教化，以此快速改变这种局面。这种教化，应当包括一些最基本的知识——既包括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基础词汇和概念，也包括基本的世界观，简略的历史知识，以及忠君爱国等基础观念。这些方面都覆盖之后，才能算是一个比较完善、可以满足朝廷和百姓日常所需的知识体系。
早期吴国高层中，有一些学识渊博、接受过东方正统儒家教育的精英人才。而且和故乡的很多高级文人不同，他们还有大量基层生活的履历，非常了解下至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和具体需求——尽管这种履历可能不是他们主观想要的。
在这种条件下，又受到当时郭元帅写的《常识》书册启发，吴国方面编纂出了一些实用性很强的书籍。而且，从我们后世的角度看，其实吴国那几位经过了科举认证的高级儒生，在研究如何划定基础教育的分级、如何界定每一级的边界、如何进行思想教育等方面，比郭元帅更加擅长。
所以，各地的教育系统，在后期的各种改进，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他们这一套理论和划分方法而衍生出来的。他们的课本，也比郭元帅的早期版本更加普及。
理论具备之后，具体实践的工具，则大多来自罗马方面。一般认为，这些组织，基本都出自孛儿只斤努斯王朝早期的罗马教会，由当时的张大牧首等教会贤者改进和创造出来。最终，在孛儿只斤努斯王朝极盛期，由郭元帅完成。
他们的“罗马教会”，在我们这些世俗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抛开教义上的区别，实际上是个组织强化了的传统教会，尤其在教育方面，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在这种推动下，到了郭元帅时期，地方教育系统已经非常稳固，甚至于出现了一些专攻自然哲学研究、教育普及、乃至人体医学和妇科医学的修会。官府对教会的投入，和教会自己的资金，也大多集中于这些领域。
这一时期，教会高层也普遍认为，增加教会影响、扩大教义传播的最重要方式，就是对缺乏基本教育的人群进行教化。
当时的王大牧首专门撰文指出，以往大家都认为，“缺乏教化的人”主要是边疆地区的蛮夷，但是他从自己多年的基层经验中，认为并不是如此。因此，在当时还年轻的郭元帅的帮助下，王大牧首推动教会进行了一次规模相当庞大的文化水平普查。
结果证明，哪怕是经过孛儿只斤努斯王朝近百年的教育，在帝国大部分地方，依然都有教育水平严重不足、基层机构人手极度短缺、公民文化水平远低于需求等情况。以至于，很多地方的人，在加入军团之后，依然有着连军团提供的文化课程都无法参加，只能增设“文化预科班”给他们额外补课等问题。
因此，在这一时期，王朝又推动了一次教育方面的重大改革，涉及范围遍布几乎所有行省，并且，在吴文王和郭元帅的努力下，在吴国也广泛开始了类似的进程。
而郭元帅收复了埃及之后，借助在“鼠疫战争”期间形成的组织，第一次把教育体系也延伸到了天方教地区。由于环境特殊，在这里，教育机构得到了进一步的改组和强化，以至于今日的学者们普遍认为，真正遍及整个社会，完全实现了普世和世俗化的全民教育，就是从埃及开始的。
经过这一系列努力，到了王朝晚期，虽然政权动荡，但哪怕最后走向瓦解，各地的教育体系依然在运行，而受过教育的公民也在自发地进行知识和信念的传播。当代学者普遍认为，这才是这一个“中间期”，与之前各个王朝末年，情况大相径庭的主要原因，也是罗马能继续维持统一的重要条件。
不过，在罗马中央瓦解之后，教育体系还是迎来了一次变化。这一时期，如果看涉及范围的话，教育所覆盖的人群，甚至要比统一期间还大。这是因为各地军阀，尤其是边疆区的割据势力，争夺统一的主导权，对于扩张实力非常看重。
而且，因为当时郭元帅的前例还很近，大家普遍相信，经过教育，有一定文化水平，具备坚定信念的军队，在战争中能发挥出远超炮灰壮丁的战斗力。
这一时期，各大军头之间的军事能力其实都差不多。不管是郭楠手下的残存，还是镇压郭楠的军队，但总体来说，大家都是出自郭楠战争期间的新兴军官阶层，使用的战术、接受的军事教育也都是差不多的，算是师出同门。这种情况下，谁手里这种士兵更多，谁就更有机会夺取中央政权，实现统一。
那么，谁能把这种普遍教育推广的更好，谁就当然具备了更多的筹码。对于当时的人而言，这种好处，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