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课还没结束，又是压堂。
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候，也是这样，一讲起来就忘了时间，学生也忘了，谁也不肯走。
那时候他觉得日子还长，有的是时间慢慢讲。
现在他知道了，日子不长。
这些年轻人不知轻重，以后想讲也讲不动了。
他扶着胡须，忽然大笑起来，笑声在树林里荡开，惊飞了旁边石凳上的一只麻雀。
谈家桢被吓了一跳，手一抖，棋子落错了地方。
“都怪东润老兄！这一步棋，害得我走错了！”
他指着棋盘，一脸的懊恼，那表情不像个生物学家，倒像个输了糖的孩子，“这可不行！老吴，这棋重下！”
说着不由分说，把棋盘上的棋子一推，哗啦啦的，黑白子滚了一桌。
老吴一脸黑线，抓起棋盘就要跑。
朱东润抚须的手顿在半空，嘴角微微抽了一下，看着那盘已经面目全非的棋局，又看看谈家桢那张理直气壮的脸，终于没忍住，笑出了声。
旁边几个老教授也跟着笑起来，笑声在树林里飘着，和文史楼那边传过来的掌声混在一起，分不清谁更响。
———
章培横站在台侧，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他没有上去打断，就那么站着，双手抱在胸前，笑眯眯地看着台下那些年轻人。
他们还在举手，还在追问，还在争论。
有人站起来反驳台上的学者，有人为了一句翻译跟旁边的同学咬耳朵，有人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着什么，笔尖都快把纸划破了。
这场面，他太熟悉了。
二十年前，他也是这样坐在这间教室的某个位置上，听先生们讲那些他似懂非懂的东西。
那时候他也这样举手，这样追问，这样不甘心下课铃响。
那时候他觉得时间很慢，慢到一节课可以装下整个世界。
现在他觉得时间很快，快到还没听够，就该散了。
青春啊，总是在激扬文字里过得飞快。
而最美好的，不是那些文字本身，是在你还没学会怎么写字的时候，有人替你把路指了个方向。
章培横看着台上那个年轻人——那个几年前还在他面前大放厥词的知青，此刻正用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从容，和日本最顶尖的学者平起平坐。
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这代人，生在动荡里，长在荒芜中，本该是最没有指望的一群。
可偏偏，他们遇上了好时候，也遇上了对的人。
章培横站了二十分钟，等大江健三郎回答完最后一个问题，才慢慢走上台。
他没有打断，只是站在陈喜儒旁边，冲他摆了摆手。
陈喜儒点了点头，用日语对大江说了句什么。
大江注意到台侧那个人影，知道时间到了。
他把正说着的半句话收住，换成了一个更短的结尾。
那几句话不长，但说得极重，像一块石头压进水里，沉甸甸地落下去，又轻轻地浮上来。
“日本的文学作品，常常在追问‘我是谁’。中国的文学作品，常常在追问‘我们是谁’。未来文学的方向，我想是要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了一起.......”
———
章培横笑眯眯地走到台前，也不说话，就那么站着。
台下那些还在举着的手，慢慢地收了。
那些还在交头接耳的嘴，慢慢地闭了。
几百双眼睛落在他身上，等着他开口。
“看起来，大家都很有收获呀？”他的声音不高，带着那种他一贯的、不紧不慢的调子，像在跟老朋友聊天。
“有！”台下齐刷刷地喊了一声，又齐刷刷地笑了。
“再讲一会！”有人喊，更多人跟着喊。
章培横摇了摇头，那动作不重，但意思很清楚。
“再讲一会，怕是不行了。”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那些年轻的面孔，嘴角微微翘起来，“但是下学期，我可以让许成军同志为大家开设一门新课。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
台下安静了一秒。然后“轰”地炸开了。
掌声、欢呼声、拍桌子的声音，混在一起，像要把屋顶掀翻。
许成军坐在台上，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他这大学语文还没上几节，就要上专业课了。
还不是他最熟悉的古代文学，是世界文学与当代文学。
这师兄，真是一出一出的。
大江健三郎侧过头，低声对尾崎文昭说了一句话。
尾崎听了，微微点头，目光落在许成军身上，看了一会儿。
那句话翻译过来，大意是：许成军君在学生心中的分量，比我们想象的重得多。一个学者，一个作家，能写好书已经不容易，能让年轻人从心里服你，是另一回事。
———
“无论如何，”章培横等掌声收了，才继续往下说，“今天的交流，要到此结束了。以后复旦中文系，会继续为大家开办类似的世界文学交流活动。请大家——敬请期待。”
他故意拖长了“敬请期待”四个字，台下又是一阵笑。
“那最后——”他转向许成军，“请许成军同志替我说句话吧。”
许成军一脸无奈地看着他，那表情像是在说：又找我？章培横不为所动，笑眯眯地往旁边退了一步，把台前让了出来。
许成军站起来。
他没有走到台中央，就站在椅子前面，双手插在裤袋里，姿势随意得像是在跟朋友聊天。
他看着台下那些年轻的面孔，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开口了。
“各位同学，”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楚，“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他顿了顿。
“孤独是人的宿命，我们都是世间旋生旋灭的偶然存在。来之前不知道为什么要来，走之后不知道去了哪里，但在这来和走之间，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思考。思考我们为什么来，为什么去，为什么受苦，为什么坚持。思考让偶然变成必然，让渺小变成值得。”
他的声音渐渐低下去，像是在说一句很私人的话。
“爱是另一个答案，爱一个人，爱一件事，爱这片土地，爱那些不值得爱的人。爱不是答案，爱是问题，但问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意义。”
他停了一下，目光扫过台下那些安静的面孔。
“还有内心的丰盈。丰盈不是拥有的多，是需要的少。是你在煤油灯下读了四年书，还能说出‘我不后悔’，是你在苦难下抗争多年，依然笑的自然。这些东西，对抗不了死亡，对抗不了遗忘，对抗不了那些比你大得多的东西。但它们能让你在活着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个人。”
他笑的很淡，像三月的阳光，不烫，但暖。
“今天来了几位日本朋友，我们吵了一下午，吵文学，吵战争，吵人该怎么活着。吵完了，谁也没说服谁，但我觉得，这就够了。因为——我们还在吵、还在想、还在追问，一个民族，只要还在追问‘人该怎么活着’，它就不会死。”
他坐下了。
———
一九八二年三月，这个春天的下午，一场中日文学交流，在复旦园里散了。
没有人记住所有的话。
有人记住了许成军那句“孤独是人的宿命”，有人记住了大江健三郎那句“战争是人性的镜子”，有人记住了丸山昇那句“中国作家开始说话了”。
也有人什么都没记住，只是觉得，这个下午，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很多年后，一个叫张海宁的人回忆起这个下午，只说了一句话：“如果非要说，我已经忘了当时具体有哪些话、有哪些人让我印象深刻。但是那种精神——那种独立的、自信的、充满对未来的相信的精神，我到现在还记得。毕竟，非要说的话，那才是一九八二年。”
———
两天后，《光明日报》在第二版刊发了一篇报道，标题是《中日学者在沪进行文学交流》。
报道不长，措辞很规矩，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谨慎与庄重。
它说，这次交流“增进了两国文学界的相互了解与友谊”。
它说，许成军同志与大江健三郎先生等日本学者“就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两国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它说，交流“气氛热烈，内容丰富，双方都表达了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的愿望”。
报道没有提许成军说的那句“孤独是人的宿命”，没有提大江健三郎那句“诺贝尔奖需要他”，没有提丸山昇那句“中国作家开始说话了”。
但它提了一句话，放在最后一段，不算起眼，但有人看见了。
“许成军同志在交流结束时说：一个民族，只要还在追问‘人该怎么活着’，它就不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