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尼米茨为此迅速组成专门调查组，对事件进行彻底而快捷的调查。
委员会召集了所有参战舰长、舰队指挥官反复质询。
报告指出了几项核心问题：编组混乱、协同不力、指挥链路不清。
但措辞之外，谁都知道真正的问题出在哪——一支从八个不同建制中拼凑起来的舰队，舰长们互相不认识，连通讯频率都是登船前才临时分配。这样的编组，面对训练有素的萤川夜战舰队，败局几乎是注定的。
以上的调查结果，与陈勇给的建议如出一辙。
尼米茨看完报告，拨通了J·弗莱彻的电话：“叫上陈勇，一起把他的建议落地。编组方案、雷达专训、战术复盘……这次必须制度化。”
第二天，J·弗莱彻和陈勇一同飞抵玛瑙湾。
在会上，陈勇再次将那天的分析铺开来：“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过于集中在航母上，巡洋舰和驱逐舰被随意抽调、随意拼凑。
萨沃岛不是个别将官指挥失误，而是整个调兵体制出了问题……”
他提出的改革方案只有一条核心原则：整建制征调。
与其让各舰临时搭班子，不如把已经打磨好的整舰战队，直接调往前线。
哪几艘巡洋舰、哪几艘驱逐舰一起打仗，就永远让它们在一起训练、在一起作战，用同一条锚链上磨出来的默契，代替电报送来的协同速度。
方案很简单，却碰到了一个谁都无法绕开的体制障碍：太平洋战区舰队的抽调权，长期被海军作战部牢牢攥在手中。
金上将牢牢掌控着太平洋的每一艘船，任何跨战区调动都必须经过他的审批。
此前一直实行单舰抽调，是海军部不愿意把指挥权下放得太宽，担心舰队指挥官扩权坐大。
这就意味着陈勇的“整建制征调”计划，必须先修改调动权限的顶层设计。
尼米茨沉默了。
这件事不是他能拍板的，他需要金上将的支持，更需要总统的点头。
但尼米茨最终还是拔通了总统的电话。
总统只说了一句：“整建制征调，我同意。你把制度定下来。”
这句话是明着告诉尼米茨，你去办事，金那边我来搞定。
总统也有一个要求：“海军必须自己拿出标准化的夜战战术，不能再让陆战一师孤守滩头。陆军和海军要协同作战。”
战时政策调整极快，仅仅三天，太平洋舰队就颁布了新的作战条令修订版，正式确立了整建制征调原则：
各分舰队、各特混大队的编组从此相对固定。
改革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让未来任何一支被派往前线的特混编队，都是一支预先磨合好的拳头部队，而非一群在炮声中才第一次握手的临时拼凑之师。
与此同时，尼米茨还做了一件更棘手的事：重新整合战区指挥结构，太平洋舰队将有限的巡洋舰、驱逐舰兵力组建成几支常备战队，由统一司令部协调训练与部署。
这些内容最终被写进了1942年8月正式发布的PAC-10作战条令，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巡洋舰与驱逐舰不再是航母的附庸，而是各自承担关键战术角色的核心打击力量。
尼米茨还指示，瓜岛战区的防御以陈勇的第五巡洋舰分队为主，别的舰队为辅。后继可随时根据战场规模而调整。
在陈勇返回瓜岛舰队时，尼米茨叮嘱他：瓜达尔港是双方必争之地。他的团队破解了山田五十六的电报，这位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为了报中途岛一箭之仇，正在策划一场新的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