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同年、师门纽带绑定新生代士人。
每一届新科进士，考官是东林大佬，新进士天然成为其门生。
数十年积累下来，全国府县教官、地方知县、中层文官大半出自东林师门。
朝堂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复社成为东林青年后备力量。
崇祯二年，张溥、张采创立复社，本质是东林后继组织，江南数省秀才、举人集体入社。
复社统一文章范式、统一政治主张，各地乡试考官多为复社盟友，复社子弟科考通过率远高于普通寒门。
每三年京城会试，数千复社士子聚集京城，串联游说考官、疏通人脉，操控榜单名次。
非复社、非东林寒门学子，若无高层靠山，极易在乡试、会试中落榜。
客观造成朝堂为官者多江南士绅子弟，东林门生的局面。
他们偏袒江南，压制北方士子。
东林核心人物多出自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等地。
科举阅卷、名额分配暗中优待江南，北方贫寒文人晋升通道收窄，南北官员矛盾持续激化。
崇祯初年内阁多中立官员，东林持续借言官弹劾、舆论施压，逼迫崇祯罢免非东林阁臣。
先后推动诸多东林人入内阁，执掌票拟之权。
国家政令、人事任免、财政批复全部经内阁过滤。
东林通过内阁直接限制皇权，皇帝政令若损害江南士绅利益，内阁可拖延、驳回、修改票拟。
他们联合江南大地主、工商业主，形成经济利益共同体。
东林起源江南，家族多坐拥万亩良田、垄断丝绸、盐业、漕运商业。
朝堂东林官员统一维护江南士绅利益，结成稳固利益集团，至此东林完成舆论，科举，监察，行政，地方经济，全方位垄断，彻底做大。
他们全力废除阉党时期针对江南工商业、士绅的矿税、盐税、丝织税、商税。
天启朝魏忠贤虽残暴，但核心税源来自江南工商业、大户地主，不加重北方自耕农负担。
东林上台后第一时间全部裁撤工商税，理由是与民争利。
这里的民，特指江南富商士绅，而非底层百姓。
他们还抵制土地清丈，包庇士绅逃税。
明代士绅享有优免田赋徭役特权，江南大地主通过投献，兼并数千万亩土地，大量田产隐匿不缴税。
崇祯多次下旨要求全国清丈土地、追缴隐匿赋税，东林官员集体抵制，内阁拖延执行、地方文官消极应付。
甚至上书称清丈会激起民变。
最终国家田赋只能压在北方少量自耕农身上。
辽饷、剿饷、练饷全部转嫁底层小农。
辽东后金、内地农民起义需要巨额军费，工商、大户税收收不上，东林内阁只能不断加征农业三饷。
北方土地贫瘠、连年灾荒，层层加税直接催生大规模流民，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根源就在此。
他们还反对向盐商、漕运、海外贸易征税。
江南盐商、海商多与东林家族联姻，东林长期阻挠海关、盐务加税，明朝错失商业税源。
财政常年赤字，军队欠饷成为常态。
阅卷徇私，以政见取士而非才学。
会试、乡试阅卷不问文章实务能力，只看是否推崇东林理念、是否属于复社同门。
务实、主张加征大户赋税、支持重用武将的考生直接压低名次，甚至黜落。
朝堂官员清一色空谈义理，缺乏理财、治军、治河实干人才。
科场舞弊常态化，复社公然操纵榜单。
崇祯七年，十年的会试，复社领袖张溥直接联络主考官，预先拟定录取名单，大量才质平庸的复社子弟高中进士。
北方寒门才子大量落第，朝野怨声载道。
温体仁执政时期曾多次弹劾复社科场舞弊，却被东林言官集体攻击排挤。
师门徇私，官员提拔唯派系是举。
地方府道、六部主事升迁，优先东林同门、同乡。
非派系官员即便政绩突出，也会被言官不断挑错打压，晋升无望。
朝堂用人不再论才干，而是论派系立场，行政效率大幅崩坏。
官学私化，书院干预政务。
东林、复社书院公开议论朝政、品评官员，甚至串联士子集体上书逼迫皇帝罢免大臣，民间讲学团体干涉中央政务，打破明代士大夫不得私议朝政的规矩。
无休止翻案清算，打压一切中立官员。
逆案划定后，东林不满足，持续扩大打击范围。
只要官员早年与阉党有过一丝交集、或是不附和东林，就扣上逆党漏网之鱼的帽子，持续弹劾罢官。
比如，袁崇焕案背后的党争。
钱龙锡等东林阁臣力保袁崇焕，后来袁崇焕下狱，东林又集体甩锅，互相攻讦。
辽东边防议题沦为党争工具，没人专心筹划御敌。
这些人空谈道德，排斥实干、务实大臣。
凡是提出财政改革、整顿士绅赋税、强化武将权力、适度任用宦官制衡文官的大臣，都会被东林扣上聚敛小人，重刑近宦的罪名，群起弹劾逼走。
主张清丈土地、向江南大户征税的官员尽数被罢免。
懂兵事、有战功的武将，被文官东林集团刻意打压、猜忌，武将地位持续低下，边军指挥割裂。
东林掌控科道后，弹劾不需要实据，仅凭风闻就可以攻击九卿督抚。
大臣每日担心无端被弹劾，不敢推行任何改革，只求安稳度日、
不得罪东林派系，行政彻底躺平。
为争派系私利，阻挠国家重大决策。
崇祯想和后金议和缓解边防压力，东林文官集体上书痛骂议和是卖国，舆论裹挟皇帝，迫使和谈计划中断。
明朝错失休养生息机会。
京城危急时，崇祯提议迁都南京，东林大臣以“死守社稷”道德绑架，坚决反对南迁，最终困死北京。
东林官员家族多为江南大地主，在地方任职时刻意偏袒本地士绅。
默许大户兼并土地，纵容投献，任由小农破产流亡。
灾荒之年，不督促江南富户赈灾，反而上书请求减免士绅赋税。
江南水患频发，需要疏浚河道，东林地方官拖延水利拨款，要求中央出钱，本地乡绅一毛不拔。
南北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北方灾荒无人救济，流民起义愈演愈烈。
东林文官坚持文制武的极端政策，极度猜忌武将，克扣军饷、掣肘指挥。
边镇军费短缺，东林内阁不愿向江南富商征税，只能削减军饷，士兵长期欠饷、哗变频发？
对后金战略只会空喊主战，拿不出具体练兵、屯田、筹饷方案，只会用道德批判替代务实边防规划……”
朱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