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桦这阵子一直待在燕京，住在一个不到八平米的小屋里面。每天都觉得自己抓住了故事的重点，但写完之后总是觉得不是那个味道。
旁边的刘振云和史铁生听得非常认真，恨不得将每个字都给记到心里，想从“牛逼”的作品里学到点东西。
虽然余桦每次写作之前都是这样说，但看起来这次确实跟以前不太一样。
“第一人称？”不单单是余桦愣了一下，刘振云和史铁生也都愣住了。
“对，换个思路，说不定海阔天空！”刘一民笑着说道：“至于你说的美国老黑奴的一生，老黑奴受尽苦难，但是临死之时仍然乐观而不抱怨。我觉得你真的要写的话，还是要写出其中的不同。
美国老黑奴为什么受尽苦难却不抱怨，是因为他是一个乐观的人吗？我想有人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文化属性问题。
非洲的黑奴通过三角洲运抵美国之后，他们开始接受所谓的西方‘基督教’的教义。时间久了，他们就成了虔诚的基督徒。而宗教里的教义，对教徒的影响是巨大的。
因为在基督教里，苦难和救赎以及上帝同在。为什么受苦，那是因为上帝的旨意。为什么上帝让你受苦，因为让你赎罪。
至于为什么让你赎罪？你到底犯了什么罪？上帝不仔细说，只是告诉你，人生下来就有罪。
这是文化属性的问题。而你写中国的故事，要体现中国的文化属性，用中国的文化去理解所谓的历经磨难仍然热爱生活的主人公。”
刘一民说完，三人十分认可地点了点头。他们都明白一方文化对一方人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在生活中不经意间体现出来的，看似偶然，但是其中有文化逻辑存在的必然原因。
刘振云说道：“我翻阅我们的地方史料，我发现我们那里曾经信奉基督教的人也很多。但是中国人对基督教的信奉，明显带着中国人的特点。当时豫省穷啊，不是天灾就是兵祸，教会偶尔会为信众提供点食物救济，另外就是所谓的受苦受难的教义安慰。西方来的牧师最头疼的一点是，中国人对‘主’的信奉太功利了，也就是所谓的实用主义。
教会发救济的时候都是信众，而平时信众的数量则至少少二分之一。”
“这就是咱们的文化属性，信天信神也信自己！信你你是要干活的，你要是不干活，咱就不信了。信神不管用，我们就开始信自己的双手。”刘一民笑着说道，“信天信地不如信自己，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
余桦佩服地说道：“刘教授，你这样一说，让我又多了几个角度去思考这篇作品的思路。但是，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你所说的，第一人称写作的问题。”
余桦紧紧盯着刘一民，脸上带着一丝紧张，两眼的焦点集中在刘一民的嘴唇上。
“我们写作的时候，第三人称是用的最多的，第一人称用得少。因为写作的时候，如果是第一人称，可能写作的视角受限，另外所有的内容都是基于主角的感受来写，难以展现丰富的剧情和多种心理变化。
但是你本身展现的就是主角一生的经历，用第一人称来写，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余桦一想也是，自己就是写一个人的事儿，在这件事里，其余人都是配角。而且注重描写主角的经历和个人心理感受，用第一人称说不定还真是一个好想法。
史铁生拍了拍腿道：“余桦啊余桦，你今天还真没白来，可算让你小子找到突破口了！”
“哈哈哈，磨刀不误砍柴工，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余桦找到了突破口后，整个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开心，那种感觉像是抽了鸦片一般，整个人似乎都是飘飘然。
刘振云顺势问起余桦，为什么开始转变写作风格了，从先锋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型，这一下子把先锋主义旗手的位置给丢了。
“其他人知道了，估计要骂你是叛徒喽！”刘振云调侃道。
余桦眼睛里闪过一丝狡黠，嘴角忍不住微微翘起：“他妈的，真正的作家，可从不限于某个写作主义。先锋主义他妈的就跟吃惯了家常菜，偶尔吃超级甜的或者超级辣的菜，猛然觉得非常好吃。
但是啊，你不能一辈子就吃这个，最终吃的最多的还是家常菜。现实主义就是家常菜，我算是明白了，刘教授以前说得对，大家对先锋主义感兴趣，那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东西新颖，但是久了就会发现，这东西越吃越没味道。
这两年谁还看先锋主义，我趁着自己还有精力，还不赶紧撒丫子跑步走进现实主义？要不然啊，我就要被读者给抛弃喽！”
余桦讲话的时候，句子里含“妈”量极高，说话的时候，左手和右手不断用手进行比划着。
史铁生竖起大拇指，望着刘振云调侃起余桦来：“这小子就是个泥鳅，鼻子更是比狗都敏感。”
刘一民端起茶壶，又给每个人倒了一杯热茶。接着他看向刘振云，询问对方最近想要写的文章是什么。
“一民，你对豫省1942年了解的多吗？”刘振云反问道。
“你是想写豫省大饥荒啊！”
“对对对，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忘。今年是豫省大饥荒的五十周年，说起来我有这个想法也是出于偶然。前两年一个朋友要写《中国灾难史》。他知道我是豫省人，就想问问我对豫省大饥荒的看法。一时之间，我竟然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于是我就去图书馆搜集资料，还回到延津采访了一些当年的亲历者。
大饥荒死了三百万人，那可是三百万人啊！无数人死于道左，狗和狼将尸体吃掉，红睛恶犬如豺狼，人腿衔来满地拖。狗因为吃了尸体，眼睛都变成红的了....”
《温故1942》是刘振云在九十年代初创作的，前后准备了两年左右，1992年完成。该书恰逢豫省大饥荒五十周年，成为纪念1942年灾难的文学著作。
二十年后，这部电影被冯小钢搬上了银幕，张国立在这部电影中，展现出了精湛的演技。
“我以前从来不知道咱们那里发生了如此灾劫，而我回去采访之时，我发现，很多人也不记得当年的灾难了。我只能从亲历者身上，找到当年灾难存在的证据。我觉得比灾难更可怕的是遗忘，我有义务提醒我们这个民族。”刘振云说着说着，眼角的泪水不经意间流了下来。
刘一民拍了拍刘振云的肩膀：“不是当地的老人忘记了当年的灾难，而是他们得为了以后的生计奔波。他们是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一日三餐和四季衣服都得从土地里得来，生活已经够沉重了，他们不能陷入过往的痛苦之中。
而我们知识分子虽然也从事劳动，但我们显然并没有他们那么沉重，思考也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不能因此就指责他们遗忘苦难。”
“唉！”刘振云惭愧地说道：“看来我也是犯了知识分子的病了！”
“振云啊，你跟余桦的想法啊，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想法，写出来之后一定能获得巨大的反响。写吧，等你写好了，我把你的这部作品推给豫省话剧院。这部作品应该被排成话剧，让大家真正重温一下一九四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