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赫不会在法庭上直接提韩栋的名字。
那太生硬，也没有必要。
他只需要把线索铺到周兆明和吴建国身上，由法官自己去追溯这条链条的上游。
如果法官最终发现，鉴定书的签署人、公函的签发人、厂长的诉讼费用来源，全部指向同一个利益共同体。
那么这份鉴定书的独立第三方定位，就会从根基上动摇。
科赫转向最后一个数字。
因果关系切断。
这是三刀中最重要的一刀。
前两刀攻击的是证据的资格问题，证据是怎么来的、谁做的鉴定。
这些是程序层面的质疑，效果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
第三刀攻击的是证据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即使代码存在，它真的导致了陶建华工厂的那批废品吗？
科赫翻开陶建华提交的损失凭证。
四十七页废料出库单和客户退货赔偿记录。
废品的种类是模具零件，材料包括合金钢和铝合金，废品的产生时间跨度从一九九四年三月到一九九五年十月。
科赫注意到一个细节。
废品记录不是连续的。
从出库单的日期来看，有几个月的废品数量明显高于其他月份，也有些月份的废品数量几乎为零。
如果S-1500控制器底层的恶意代码是持续影响加工精度的，那么废品应该是相对均匀分布的。
为什么会出现间歇性的高峰和低谷？
可能的解释有很多，工件形状的复杂度不同，加工参数不同，甚至室温变化都会影响精度。
但这些可能性恰恰是科赫需要的。
在产品责任诉讼中，原告需要证明三件事：
产品存在缺陷、原告遭受了损失、缺陷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前两项陶建华基本已经坐实了。
但第三项，因果关系，是整个证据链中最薄弱的环节。
鉴定书证明了代码存在，证明了代码具备修改执行周期的能力。
但鉴定书没有做的一件事是：
在陶建华的那台特定机床上，用那批特定工件参数，实际复现代码激活后导致废品的完整过程。
理论上能作恶和实际上已作恶，是两件事。
科赫在下方写下了一段详细的庭审质证路线：
“要求原告提供以下证据：
（一）在出废品的具体时间段内，S-1500控制器底层的隐藏代码确实处于激活状态的直接证据。
（二）代码激活后导致的执行周期偏差量，与废品零件的尺寸偏差之间的定量对应关系。
（三）排除模具磨损、刀具寿命、材料批次差异、操作工人失误等其他因素导致废品的可能性。”
“如果原告无法逐项提供上述证据，则代码存在与废品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成立，诉讼请求应被驳回。”
科赫写完最后一个字，将钢笔拧上笔帽。
他把笔记本翻回到第一页，从头到尾审视了一遍。
三刀。
第一刀切取证程序，动摇根基。
第二刀切鉴定人资质，制造疑虑。
第三刀切因果关系，釜底抽薪。
三刀的设计有严格的递进逻辑。
如果第一刀成功，鉴定书被排除，案件直接终结。
如果第一刀失败，第二刀降低鉴定书的采信力度，为第三刀创造空间。
第三刀是兜底，即使前两刀全部失败，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仍然压在原告肩上。
科赫合上笔记本，站起来，走到门口。
走廊里，赵明辉靠在墙上，手里捏着一支烟，看到科赫出来，立刻站直。
“叫汉斯先生来。”科赫说。
五分钟后，汉斯推开会议室的门。
科赫已经把桌面收拾整齐了。
EPROM芯片重新装回防静电袋中，编程器和逻辑分析仪收进了工具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