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州陷落的消息送到洛阳时，已经是三月十三日。
这时的洛阳依旧没有从战乱中恢复出来。
自黄巢离开以后，洛阳周边多如牛毛，各路军阀也是来也匆匆，去也惶惶，只留下了一地瓦砾狼藉。
过去神都一百零三坊，宫阙相望，寺观遍布，东西两市里商旅云集，可经历连年兵火，早已是宫室焚毁，坊墙坍塌，许多街巷甚至被荒草和瓦砾堵住。
真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时间真是很奇妙的东西，它对不同对象烙印的刻度是不一样的。
对于这样的天崩倾覆，一两年却不能使得一座城市恢复，却可以让活着的人继续生活，甚至遗忘过去。
可三五年后，城市恢复了，可活着的人却会在生活的某个时刻，忽然悲伤痛苦，那时候才晓得，人心上的伤痕是时间怎么抚慰都结束不了的。
不得不说，自从孙儒手中获得残破的洛阳后，朱温在这里治理得不错。
他下令重新修筑城门，清理街道，恢复官署和仓场，又从河南诸县强迁了数千户百姓入城，同时招徕商贾，减免市税，试图让东西两市重新开张。
为了让洛阳尽快恢复，他甚至从汴州调来工匠，重建军器作坊，又把一些无主宅地分给军户，允许他们携带妻儿在城中居住。
可这些办法只能让洛阳勉强有了些人气。
到了白日，南市附近总算能看见卖粮、卖炭和修补甲械的铺面，津桥两侧也重新有了行人，洛水上偶尔还会出现运送木料和粮食的小船。
可只要离开几处军营和市坊，周围很快便又安静下来。
城内的情况也是，许多坊门虽然重新立起，门后却只有十几二十户人家。
入夜以后，整片坊区只有几盏灯火，远远看去，与城外荒村没有多少区别。
而洛阳周边的情况同样没有好到哪里去。
河南县、洛阳县的户籍上还列着不少人口，可真正留在乡里的百姓却不足册上十之一二。
剩下的大半都是逃入山中，有的投奔河阳、郑州，还有一些索性依附军寨和豪族坞壁，宁愿给人做佃客、部曲，也不肯回到随时可能再遭兵灾的村落。
无人耕种的田地连成一片，春风吹过，只有一片荒芜。
唯有靠近军营和屯田庄的地方，才能看见成片翻开的新土。
换言之，在这里，朱温所在竟然已经是少有的秩序之地。
朱温对此极为不满，几次严令各县搜括逃户，又将一些流民和罪户编入屯田，强迫他们修渠开荒。
可人少终究是人少。
而一切重建却都需要人，更需要钱粮，这对于朱温来说，都是统统没有的。
所以强硬了一段时间后，朱温也只能接受现实，只将洛阳当成一处连接汴州、长安的中转站，而不敢有恢复其天下之中的雄心。
时值三月，正值春耕，洛阳城外屯田中的军户都被赶去播种，城内能够征发的丁壮便更加不足。
于是，一些工程也不得不停摆，所以街道上也是除了巡军没有其他喧嚣，只有一些衣衫褴褛的孩子蹲在路边捡拾散落的麦粒，那是一些军辎车转运时落下的。
乱世离人就是这样，如老狗拖着残腿，苟活着。
但就是这样的生活，也被一阵从东方而来的马蹄声给打破了。
哎！
……
送信军使从郑州一路换马而来，进洛阳东门时，胯下战马已经口吐白沫，四蹄发软，才到朱温幕府外便跪倒在地。
军使自己也顾不得喘息，滚鞍下来，将装着数封急报的皮囊交给门前牙兵，口中只说了一句：
“宋州失了。”
这句话很快传进幕中。
朱温当时正在用饭，案上摆着炙羊、蒸鱼和一碗粟饭，听见承事禀报，也没有立刻召见送信军使，只是自顾自地吃着，吃得很慢。
外面站着的承事捧着军报，额头已经渗出一层细汗，却不敢催促，只能听着堂中碗筷轻响。
直到朱温放下筷子，以巾擦过嘴角，承事才被叫了进去。
而另外一边，同样留在外面的还有接受从汴州过来的军情，这会一并被带着进了幕汇报给朱温。
准确来说，军情有三封！
第一封急报来自义成军节度使胡真，是他快马加鞭送来洛阳的。
吴起台决战之后，大批宣武败卒向西北逃散，其中一部分不敢入汴州，进入义成军治下。
胡真从这些人口中得知战事经过，又派马探南下查探，终于确定吴起台的宣武军主力已经全军溃败。
朱珍所领诸军折损过半，庞师古、王檀、柳存、刘捍、戴思远、张可振、蒋殷等军中大将，或死于阵中，或亡于乱军，许唐也被部下所缚，举吴起台六千军马投降。
朱珍本人焚毁大纛，带着数十骑冲出战场，先向西逃，后来收拢一部分溃卒，已退入汴州。
胡真在军报中没有为朱珍遮掩，只说吴起台一战以后，滑州、郑州、汴州之间的道路上到处都是宣武败卒，沿途州县人心惶惶。
若不能尽快调集援军稳定局势，恐怕陈留、雍丘、封丘诸县都将望风而降。
承事念完第一封急报，又拆开第二封。
这一封写的是宋州。
宋州本地豪族与州卒相互串联，趁城中宣武守军军心动荡，杀入县衙，擒拿朱温所任县令刘继业及一干官吏，打开城门迎降。
王进已经率保义军进入宋城，接管四门、府库、仓廪，沿途的谷熟、虞城等县也在望风归附。赵怀安所率衙内六卫则从项城继续北上，最快数日便可抵达宋州。
第三封急报来自汴州。
送信的人与胡真的军使差不多同时抵达洛阳的，只是胯下马才换，才比胡真的军报早了一点。
军报是朱珍亲笔所写。
朱珍从吴起台逃出以后，没有去本治所宋州，而是昼夜兼程返回汴州。
同时，此前被他分出去截击徐、颍、陈三藩军马的王重师、徐怀玉、段凝三军，在得知主力败亡后，不敢继续作战，迅速收兵向汴州撤退。
三军原有七千五百人，沿途虽有逃亡和掉队，最后仍有七千人左右进入汴州。
除此之外，朱珍还收拢了千余名从吴起台、明台寺和宋州方向逃回来的溃卒，又接过了留守汴州的杨师厚旧部千人。
各部合在一起，号称仍有万余军马，但其中受大败影响，里面能披甲列阵的也就五六千人。
但至少，宣武军虽然在吴起台遭遇惨败，却还没有完全失去汴州。
承事念到这里时，朱温始终没有说话，显然对于朱珍之败的结果，比这些军报发来，要知道得更早。
接下来的内容，便是朱珍对吴起台之败的解释。
朱珍在信中详细写了两军从涣水到吴起台交战的过程。
他说初战时宣武军兵力占优，王进所部只有两万余众，其中还有六千厢军，真正能够与宣武精兵正面对阵者，不过一万五千人。
宣武军若能及时集中兵力，从正面一举压垮王进，吴起台之战本不该败。
可当时庞师古掌握了宣武军中最完整的预备兵力，又统领西线精锐，却始终不能尽力向前。
在朱珍的说法中，庞师古之所以如此，并非胆怯畏战，也不是不知兵机，而是因为旧日曾与赵怀安有过交往，心中仍然念着几分故旧之情。
朱珍几次催促庞师古压上主力，庞师古都以阵地泥泞、军阵未整、敌情未明为由拖延。
直到庄园攻破，保义军前沿阵地动摇，他才终于带兵向保义军的右翼发起总攻。
可那个时候已经迟了。
王进已经将最后的骑军交给史敬思，保义军又依靠弩炮阵地不断打击宣武军的左翼。
最要命的是，敌军的援军绕到宣武军侧后，吴起台战场上的形势对比由此逆转。
庞师古若能早一个时辰尽出预备，王进的西线早已被攻破，敌军转进之军纵然赶到，也只能撞见一支已经得胜整阵的宣武军。
所以，朱珍对此战失败的最后总结就是庞师古延误军机！
正是因为庞师古念着旧情，迟迟不能下定决心，才使战事迁延至暮，让王进等来了援军，也使宣武军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信中写到最后，朱珍甚至说庞师古在大势已去之后，仍然拒绝收兵，带着王檀、柳存等军死守残阵，表面看似忠勇，实则是想用一死遮掩自己此前的过错。
“庞师古恋于旧情，误我军机，虽死不足赎其罪。”
承事念出这一句时，堂中几名近侍都悄悄低下了头。
庞师古已经死了。
死人不会从坟里爬出来与朱珍争辩，也无法解释他究竟在什么时候收到了什么军令，更无法说明吴起台一战中，究竟是谁没有及时发现保义军的绕后兵马。
朱珍将战败的大半罪责都推给庞师古，固然有为自己开脱之意，可他说的也不全是假的。
庞师古确实掌握了西线的大量军马，宣武军最后的一次总攻也确实发动得太晚。
真正的原因究竟是庞师古恋于旧情，还是他判断失误，抑或是朱珍此前屡次分兵，使诸军无法相互应援，如今已经没有人能够说清了。
朱珍在信中只承认自己有“识人不明、督战不严”之过，却没有说自己在发现保义军绕后以后，仍然将最后的牙军投入正面，更没有提朱裕带着天平军临阵逃离的事情。
讲完吴起台的战事，朱珍才说到汴州。
他声称自己已经重整城防，将王重师、徐怀玉、段凝三军分别安置在东、南、北三面，杨师厚旧部和收拢的溃卒暂时守西城及府库。
城中甲械、粮草尚多，只要军心不乱，挡住王进一时并非难事。
可事情难就难在这，宋州失陷以后，汴州人心已经明显不稳。
尤其是宣武牙军中的一些中低层武士，近日往来频繁，其中有不少昔日曾与赵怀安相识，甚至受过他的恩惠，如今正在暗中联络同袍。
朱珍虽然没有确切证据，却怀疑这些人准备效仿宋州，串联造反，开门投降。
还有一点也是朱珍说的麻烦事，那就是城外军庄中已经流传起许多谣言。
有人说保义军进入宋州以后秋毫无犯，投降的州卒和宣武散兵也没有被杀。
有人说那位吴王早已放出话来，说此次北伐只诛朱氏亲党，不问普通武士。
还有人说庞师古、戴思远等人的尸首都得到了收敛，连敌将尚且如此，普通军户便更不用害怕。
这些消息是真也好，是保义军故意散布的也罢，都在迅速瓦解汴州军民的抵抗之心。
朱珍已经命人封闭城门，严查来往人员，又抓了十几名散播谣言的武士和百姓，可这只能让局面暂时稳定，无法真正扭转军心。
所以他在信中恳请朱温立刻发兵。
只要洛阳援军能够抵达郑州，哪怕暂时不进入汴州，也能让城中军民看到希望。
朱珍自信可以凭手中的万人坚守汴州，等朱温亲率援军东归，再与王进决一死战。
顿首，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