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乾元元年，二月，广州。
大明才开国，可广州港已经比旧日更加热闹。
这不是说广州以前不热闹。
自汉唐以来，广州本就是南海门户，蕃商、海舶、香料、珠贝、象牙、玳瑁、胡椒、沉香、琉璃器，乃至昆仑奴，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是从这里入中土的。
可如今的热闹，却和以前不一样。
以前广州的热闹，是蕃商把东西带来，中土这边坐着收钱收获。
可现在的广州，是大明自己的船队排队出港，带着货物走出去，下南洋！
码头上，市舶司的吏员们忙得脚不沾地。
这段时间他们可太忙了，因为季风要到了，一年里最大规模的出港都集中在这一两个月，这些人是忙得睡觉都在盖章。
一箱箱瓷器从车上卸下来，外面用稻草、竹篾、麻绳层层捆牢，箱角还钉着木条，生怕在海上被浪一颠便碎了。
那些瓷器里，有洪州窑来的青瓷，也有越州来的秘色，还有一些江南新烧出来的白瓷小盏，碗口极薄，敲起来清脆得像冰。
茶叶则更金贵。
小光山茶、淮南团茶、江东散茶，分别用青瓷、竹筒、木匣、油纸包好，外面再压上封。
至于佛经，则是金陵、扬州、润州几个大寺和雕版作坊赶出来的。
这些年大明南方的印经坊兴得厉害。
以前一部佛经要抄很久，价钱自然贵得吓人，可如今雕版一开，一板一板刷下去，纸墨虽也不便宜，但比手抄已经省了太多。
于是这些佛经便成了海商们最喜欢带的货。
南岛诸夷未必都懂佛法，但只要有僧人、有寺庙、有城邑，就总有人愿意用香料、蔗糖、金砂、鹿皮来换这些从中土来的经卷。
尤其那些新近依附大明海商的岛上酋帅，他们未必真信佛，却晓得一卷印好的佛经摆在家中，便是和中土文明沾了边，是能压服其他部族的象征物。
甚至有人还会专门拜这些乘着大白船而来的海外人带来的佛像，以为有无边法力！
当然，真正压舱的还是铁、布匹和铜钱。
大海上做生意，最要紧的从来不是你带的东西有多雅致，而是你带的东西到底能不能让那些岛人一下就看出它的作用和价值。
瓷器、佛经这些东西到底是需要有眼光的人才能看出价值，但铁刀就直观多了。
直接拿块木头试刀就能让这些番酋们阿巴阿巴，兴奋起舞！
至于麻布、铜钱则是大量的海外人，包括日本那边，都有海量的需求，还能作为压舱物。
所以广州港里的铜钱，几乎是成箱成箱地往船上搬。
那些钱箱一上船，船身都要往下一沉，船工们便在旁边大喊，让人慢些，别把船给压偏了。
码头上还有专门负责记数的市舶司小吏，手里拿着竹筹，一箱过来，便往木盘里丢一根筹子，丢到后面，竹筹堆得满满当当。
而在这些大宗货物之外，广州港还有无数杂货。
有人往船上搬铁锅、铜镜、剪刀、锄头、斧头、鱼钩；有人搬漆器、纸张、香烛、彩绢、胭脂；还有人一担一担挑着粗盐、药材、酒曲和针线。
甚至连鸡鸭猪羊都在往船上赶。
大船要出海，一去就是数月，总不能只吃干粮、咸鱼和腌菜。
那些猪羊被赶上船时，吓得四处乱拱，引得码头上一片叫骂。
有个伙计被一头猪拱翻，整个人摔进一堆麻袋里，旁边的力夫笑得直不起腰，那伙计爬起来，抡起竹竿就追猪，猪却顺着跳板往船上冲，吓得船头水手大喊：
“拦住！拦住！拦住那个畜生！”
一时间，满港都是笑声、骂声、吆喝声、牲畜叫声。
可以说，这段时间的广州港都是这样，才是清晨，便喧沸如鼎。
……
等太阳升高，江面上便更显壮观。
一艘艘大海船停在泊位上，船桅如林，帆布半卷，粗索横斜，远远望去，好像一片木头长成的森林。
有的船已经装好货，正在等市舶司最后验看。
有的船还在装水，船工们把一只只大水桶滚上甲板，再用绳索吊入舱中。
航海业并不简单是造船出海就行了，它是一个典型的全产业联动，最后展现在一个尖端产业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装水的木桶吧，它看起来只是一个木桶，可真要做成能随大船出海数月的水桶，就没那么简单。
首先木料要选得好。
太嫩的木头不行，出海后受潮、受热、受盐风一逼，很快就会开裂；太老的木头也不行，硬脆，箍不紧，稍一碰撞便容易崩口。
所以广州船场旁边专门有几处木料行，常年收购岭南、闽越、江南各地送来的木材，什么木适合做船板，什么木适合做桅杆，什么木适合做桶板，什么木只能劈了烧火，都分得清清楚楚。
其次是箍桶的手艺。
木桶不是把几片木板围起来就能成的。
桶板要刨出弧度，拼接处要严丝合缝，外面还要用竹箍、藤箍或者铁箍紧紧勒住。
若是装淡水的桶，里面还要用热水烫过，再用特制的草灰水洗净，最后晾干，免得水一装进去便带着霉味。
若是远航的大桶，还要在外面刷油，桶底加固，搬运时也要有专门的木架，不然船在海上一摇，几十只水桶滚起来，能直接把人腿撞断。
所以一个水桶背后，其实牵着木材、铁料、竹藤、桐油、箍桶匠、搬运力夫、仓场管理，甚至还有一整套验收规矩。
水桶如此，船帆也是如此。
远远看去，帆不过是一大片布。
可这片布要能吃风，要能受雨，要能在海上日晒雨淋数月不烂，就不是寻常布匹能做的。
织帆布的麻要够长，线要够韧，织得要密，缝帆的针脚要齐，帆边还要加厚。
一面大帆从织出来，到裁剪，到缝合，到上桅，里面要经过纺麻、织布、漂洗、晾晒、裁帆、缝帆、上索这些工序。
而缝帆也不是随便一个裁缝就能做，毕竟衣服坏了，顶多漏风，可要是帆在海上裂了，那就是要命了。
再说那些粗索。
船上到处都是绳索，升帆要绳，落帆要绳，拖船要绳，系泊要绳，吊货要绳，风浪中固定货物还是要绳。
这些绳索有麻绳、棕绳、藤绳，不同地方用不同的绳，粗细、软硬、耐水性都不一样。
绳索若搓得不好，平日看不出来，到了海上遇到大风，猛地一受力，啪的一声断开，轻则打伤、打死水手，重则整面帆失控。
所以广州港附近还有专门的搓绳作坊，长长的棚屋里，数百工匠沿着绳道来回走，把麻丝一股股拧成绳。
还有船上用的最多的铁器。
包括船锚、船钉、铰链、铁环、钩索，方方面面全是铁料。
而这因为是用在海上，所以这些铁器的冶炼要求还特别高。
而这些铁器背后，又是矿山、冶炉、铁匠、炭场、运输、官府验收和商人垫资。
甚至连船上的一枚铁钉，都是矿业、煤炭业、冶炼的联动。
再看瓷器。
瓷器当然是货物，可它同时也在反过来推动航海。
因为瓷器怕碎，所以需要更好的木箱，更细的稻草，更稳的舱位，更会配货的舱管。
一船货若不会配，重货压在一边，轻货堆在另一边，船身便会偏；瓷器若和铁器、石料放在一起，海上一颠，回港时就只剩一舱碎片。
所以如今广州港里最好的舱管，不只是懂搬货，还要懂货性。
什么货怕水，什么货怕热，什么货怕压，什么货可以压舱，什么货必须悬空隔开，都要心里有数。
药材也是航海业的一部分。
远航船上最怕人生病。
风寒、腹泻、伤口腐烂、湿热、瘴气、水土不服，哪一样都能要人命。
所以每条大船出海，都要带医匠，也要备各种药材，比如姜、艾、黄连、苏木、酒、盐、针线、膏药、止血散，还有专门防船上湿病的丸药。
这些药从哪里来？从药农、山民、药铺而来。
而医匠如何知道该带什么？这又是历年跑海积下来的经验。
哪条路容易遇瘴，哪片海炎热，哪个季节淡水容易坏，哪种伤口必须立刻用烈酒洗，哪种病人不能留在闷舱里，这些都不是书里可以教的，都是这些年吃海饭的，用命换出来的经验。
还有食物。
以前出海普遍都是带米、麦、豆、腌菜、咸鱼、酱、醋、酒、干果这些，主打一个不占地方，能填饱肚子。
可很快就发现不能这样，那些常年出海的，很快身体就慢慢垮掉，从牙龈出血，腿脚发软，伤口不愈。
后来，还是医学院那边的学士们走访了很多沿海吃海饭的，发现依旧有很多船出海都不会遇到这些问题。
而这些人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会在船上尽量补新鲜果蔬，尤其是那些携带橘橙的尤其如此。
其实新的知识就是这样发现的，并不用从原理上去演绎，只要从众多案例中去归纳共性就能找出某种因果或者联系，而就形成了知识。
所以，很快沿海的船主们也开始为船员们准备这些鲜蔬，尽管这提高了不少出海成本，可和全船陆续病倒比起来，那就小太多了。
此外，还有船上用的灯油、桐油、漆料，其背后也是一个个产业。
比如桐油用来刷船板，可以防水、防腐；漆料用来封缝、护木；灯油则是夜里值守、看船必要的。
而这些都离不开巨量的产业集群贸易，所以沿海的地方有很多，但能形成大规模的就只有珠江水系的广州港和长江水系的华亭港。
因为只有这两个地方，得以背靠成熟的水网，将沿水的各产业链集合在一起。
而除了这些物资的集合外，航海还需要文字和算术。
海贸最重要就是挣钱，所以自然是要将成本和支出算清的，毕竟现在的大航海都是用的新式大海船，其造价高昂已不是一两家能承担起，都是从各地豪商那边集资募集股本。
这些豪商呢又普遍都是各水网上的各产业链的产业主，本身又会和船东有贸易来往，所以这账目就更复杂了。
而这自然对算数的要求就越来越高，数学也不再是为某种天文和神秘主义去服务的了，就是现实需要，这自然就促进了数学的扩大和发展。
此外，还有风向、航程、星位、水色，舱管，这些都需要专业的人才。
可以说，别看广州这边好像是独自繁华，其背后却是无数产业和新型知识和技能的集合。
也由此可见，大航海这件事对文明的要求有多高！
……
此时，广州已经进入一年中最忙的时候，有些海商普遍都是在家中过完年才开始集中出海，毕竟出海九死一生，要是年都不过，死也太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