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文沉默了。他意识到任夏用他的逻辑打败了他自己，如果一个美国人人不需要为莱茵大营负责，为什么一个中国人需要为卡廷森林负责？
如果历史正义必须是普遍性的，那美国为什么至今没有为莱茵大营做出过等量规模的忏悔？
凯文想不出一个能绕开莱茵大营的反驳，只能选择坐下，嘴唇抿成一条细线。
主持人环顾了一圈台下，目光扫过几个还举着手的右翼记者，又扫过那些刚才被连续点中、此刻正在交头接耳商量新问题的左翼记者。
他的目光最终落在靠过道的一个座位上。那个记者一开始就把手举得毫不遮掩，像在对着整个发布会的流程发出一个不打算收回去的邀请。
主持人没有犹豫太久，朝他的方向点了下头。
被点中的正是丹尼尔·卡特。
他从座位上站起来，领口第一条扣子不知什么时候解开了。他把那份两页纸的提问提纲翻到最后一张，目光在页面最底部停留了片刻，然后抬起头，语调平稳。
“任夏导演，《张纯如传》的主角是一位女性，按照你的说法，这是一位用整个生命追寻历史真相的女性。但你选择了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一位在女性议题上屡次受到批评的老年白人男性导演来执导这部作品。”
“你是否认为，一位男性导演比女性导演更‘适合’讲述一个女性英雄的故事？这难道不是典型的男性凝视，不是对女性创作者平等机会的又一次系统性剥夺？”
丹尼尔的声音在发布会现场弥散开来时，整个左翼记者区的氛围都为之一振。
前排几个刚才还在低头整理录音设备的记者同时抬起头，后排有几个人彼此交换了一个微妙的颔首。他们都知道这个问题的分量，也知道丹尼尔选择在这个时候亮出这张牌的意图。
性别议题是左翼阵营在过去几年所有文化战场上反复构筑起来的绝对优势领域，他们在这个话题上拥有最丰富的话语资源、最成熟的叙事框架、最深厚的社会共识基础。
在他们看来，任何人，尤其是来自“保守东亚社会”的男性导演，只要被放到“男性凝视”的审判台上，几乎没有全身而退的可能。
丹尼尔自己对此深有体会，同时他深信自己对这个议题的绝对支配能力，可以不费多少唇舌就把一个来自中国的被采访者拖进他精心铺设的叙事坑道里。
他不需要对手当场崩盘，只要一个犹豫、一次语气放缓，就足够让在场的媒体把节奏带向对他有利的方向。他准备好了一套完整的追问链条。
如果任夏回答“男性导演也可以拍女性故事”，他就会追问为什么你认为男性导演的能力天然优于女性；如果任夏回答“我选择伊斯特伍德是因为他的能力”，他就会追问这种所谓的“能力”标准是否本身就由男性主导的评审体系所定义。
无论任夏怎么答，都会落入一个更深的陷阱。
面对丹尼尔的进攻，任夏没有立刻回答。他甚至都没有站起身，而是靠在了椅背上，目光平静地扫过丹尼尔的脸，停留了片刻，然后轻轻一笑。
“你的问题很新颖。”
他的语调平淡，像是在讨论今天纽约的天气，带着一丝调侃的意味。
丹尼尔显然没有料到对方会用这样轻松的口吻接招。他下意识地挺直了后腰，语气里带着明里暗里的讥讽：
“对于一个不怎么尊重女性的国家来说，这样的问题确实会比较新颖。”
台下左翼记者席里传来了几声附和。
丹尼尔那句话的尾音还没落稳，旁边一个编着满头辫子的独立撰稿人甚至朝他点了一下头，像是为这句话鼓了一个无声的掌。
坐在后排的一个戴方框眼镜的媒体人正在笔记本上草草地画着星号，似乎准备在任夏回答失利时第一时间发出评论推文。
任夏微微偏了一下头，像是在重新确认自己刚才确实听到了这句话。然后他收起笑意，看向丹尼尔，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压得很稳。
“美国尊重女性吗？”
丹尼尔显然是早就在等这个交锋点。
他几乎没有任何停顿，像是在完成一场事先排练过的台词对答：
“当然。保护女性，尊重多元化的性别选择和身份表达，是整个社会进步的象征。我们有《反家暴法案》，有全国妇女组织，有联邦层面的性别平等教育政策委员会。在我们的大学、企业和联邦机构中，性别平权早已被纳入制度框架。”
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是上扬的，带着一种不准备给对方任何喘息余地的自主感。
任夏点了点头。他并没有急着打断对方，而是等对方全部说完之后才开口。
“那，什么是女性？”
丹尼尔愣了一下，脸上维持着刚才准备回击的弧度，但他没有立刻递出下一句话。
任夏不紧不慢地追了一句，语调仍然平稳。“女性，是以自我认知为主导，还是以客观身体构造为区分？”
丹尼尔这次是真的沉默了，因为任夏问的这个问题，看起来稀松平常，但在美国现在的性别议题战场上，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任夏等了片刻，见他没有回答，冷笑连连。
“你们连女性的定义都搞不清楚，连‘什么是女性’这个最基本的前提都无法在你们自己的话语体系中达成共识，你们怎么敢奢谈尊重女性？你们连自己口口声声要尊重的对象是谁都无法定义，却站在这里居高临下地指责一个中国导演‘男性凝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