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保守阵营在这块阵地上饱受压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立场，而是因为他们找不到一个能在战术上击穿左翼叙事的切入点。
他们一直在被动地应对：你说我有厌女症，我辩解我没有；你说我不尊重女性，我列出支持女性的具体政策试图自证；你说我性别歧视，我赶紧请一位女性发言人出来站台。
他们从未反过来追问过一个更根本、更前置的问题：你连“女性”本身是什么都没搞清楚，你凭什么定义你的道德优越性？
你站在道德高地上对我进行审判，但你脚下的那块高地是用什么材料搭建的？
这个问题只要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它就可以被反复使用。
今后再遇到类似的讨论，右翼完全可以把任夏这套话术原封不动地搬到国会听证会上，搬到竞选辩论台上，搬到每一个被左翼道德审判的场合：连女性的定义都不清楚，你们有什么资格谈尊重女性？
就在这一片难以消散的沉默之中，一个意外出现的声音为丹尼尔解了围。
“女性是一个光谱。女性身份的认定应当以个体的自我认同为最终标准，一个人如果认同自己是女性，她就是女性。”
站起来的是《Ms.》杂志的首席记者特蕾莎·莫里森。
她看上去四十岁左右，灰白色短发剪得极短，紧贴着头皮，露出耳廓上方一枚小巧的银质耳钉。
她的站姿笔直，肩膀微微后展，下巴扬起一个恰到好处的弧度，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
特蕾莎的起身让丹尼尔的脸色顿时好看了很多。
刚才还僵在他脸上的那种被突袭之后迟迟找不到反击支点的表情终于被某种松了一口气的微动取代。
左翼记者区的其他几个人也纷纷朝特蕾莎的方向微微颔首，有人开始在笔记本电脑键盘上飞快敲击，准备把她即将发表的精彩论点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
他们相信，接下来这个来自中国的导演将会被女权主义话语的磅礴力量碾成粉末。
《Ms.》杂志创刊于1972年，由女权主义运动先驱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和多萝西·皮特曼·休斯共同创办，是全美国第一份完全由女性创办、编辑和运营的女权主义杂志。
这份杂志的历史几乎就是美国第二波女权运动本身的历史：它报道过1973年罗诉韦德案的每一个庭审细节，在1976年首次以封面报道形式揭露了家庭暴力的普遍性，1980年代推动了《平等权利修正案》的全国性辩论，1990年代引领了第三波女权主义的浪潮，2012年又率先在主流媒体上为跨性别女性开设固定专栏。
奥巴马在2012年《Ms.》创刊四十周年时专门发来贺信，称这份杂志“改变了美国女性看待自己的方式”。
希拉里在上个月刚刚接受《Ms.》专访时明确表示自己是这份杂志的长期读者。
特蕾莎作为这份杂志的首席记者，在性别议题上拥有毋庸置疑的话语权。
她站在那里看着任夏，嘴角甚至浮起一丝几乎不易察觉的放松弧线。
她见过太多类似的质疑者：那些在社交媒体上用“生理性别是客观事实”来攻击跨性别权益的保守派大V，那些在大学辩论赛上用“女性定义”来刁难女权主义者的右翼学生。
她每一次都能取胜，因为她在性别议题上的辩论经验比任何人都丰富。
她相信，今天也不例外。
任夏看着特蕾莎，轻笑了一声。他脸上依然保留着几分不经意，但那种笑意并不包含任何真正放松下来的温度。
他用英语一字一顿地说道：“愚蠢。狂妄。”
特蕾莎的脸色在那一霎间泛起一层薄红，她在公共场合从未被任何人用这两个词面对面地羞辱过，失控只维持了极短暂的片刻便被愤怒覆盖：
“任夏导演，你是在羞辱我，还是在羞辱整个文明社会的共识？你刚才那句话，是对所有为女性权利奋斗了几十年的前辈毫无底线的冒犯！”
任夏的轻笑，在这一刻变成了冷笑：“我羞辱的，就是你这个愚蠢狂妄的无知者。”
“你刚才说女性是一个光谱，一个人的性别应当由自我认同来决定。那我问你：按照你给出的这个标准，那些身体构造为女性、但自我认知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甚至无法确定自我认知性别的人难道就要被排除在女性范畴之外吗？”
他向前走了半步，没有提高音量：“还有，你口口声声说‘自我认同’，但我要再问你一句：一个人声称他的自我认知为女性，他该如何确信他的自我认知是正确的？”
“如果他的自我认知，是在同龄人压力和社交媒体的反复灌输中被诱导和污染的结果，那他的性别又该由谁来确定？”
“他的自我认同，究竟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还是在一个特定环境下被外部力量塑造出来的虚假意识？你有什么资格替他确认他的自我认同是正确的？你的理论在帮助他找到自己的性别身份，还是在替代他自己做决定？”
“你们这个杂志在创刊的时候，用西蒙·波伏娃的理论定义女性；九十年代，用朱迪斯·巴特勒的理论定义女性；到了今天，你们又把光谱理论和交叉性理论叠加在一起，重新定义女性。”
他的语速在这里压得更慢，但每一个词都踩在比刚才更深的停顿上。
“你们凭什么来对女性这个概念下定义？”
“谁，给你们的权力，来定义女性？”
“女性的概念，凭什么要被你们的理论所定义？”
“你们的定义，本身就是对女性概念和剥削和压迫！”
任夏的又一顿连珠炮，直接把特蕾莎想要反驳的话堵在了嘴里，甚至整个人仿佛被雷劈中一般，呆愣在了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