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以任夏在那场发布会上的表现来看，实在不像是什么能忍气吞声的人。
七点刚到，节目录制准时开始。
开场音乐是一段由节奏鼓点和铜管乐器演奏的标准保守派新闻秀风格短曲，循环声从主音箱压过观众席顶棚传回来，在灯光渐亮时被导播掐掉。
汉尼提从侧台大步走出来，站在聚光灯下停了一拍，然后面对镜头，用极其熟练的语速开口：
“欢迎大家收看今晚的《汉尼提脱口秀》。今晚的嘉宾——我敢说，你们一定在最近几天的新闻里看到过他的名字。他在派拉蒙的记者会上，一个人，面对全美最顶尖的一批左翼记者，把包括《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和《Ms.》杂志在内的专业媒体人，一个一个地怼到说不出话。”
“我的节目播出这么多年，还从来没见过一位能一个人把左翼记者团灭的导演。今晚，他在我们的演播室里：让我们欢迎中国导演，任夏！”
任夏从侧台走出来，微微点头向观众致意。
观众席里爆发出掌声和笑声，后排几个年轻男人把手举过头顶鼓着掌，前排一个穿红色POLO衫的中年女人把手机举得很高，像是在记录这个她昨天还在新闻里反复研究过的中国人，此刻终于和自己出现在同一个演播室里。
任夏在汉尼提的邀请下落座。沙发很软，他调整了一下坐姿，把麦克风从支架上摘下来握在手里，这是他在发布会上养成的习惯，这样可以在对话节奏突变时让自己手上有个稳定的支点。
“欢迎来到美国，任导演。怎么样，这几天的饮食还适应吗？有没有尝到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美国美食？”汉尼提用一种轻松家常的语调开场，这是他在切入敏感话题前的惯用策略，先用食物和旅行放松嘉宾的神经，然后在中段突然收紧话题圈。
“还行，虽然美国大部分食品的含糖量高到令人窒息，好在我从国内带的泡面足够多，应该能撑到我回中国。”
汉尼提哈哈大笑，身体往后靠在椅背上。“公平的批评。说实话，我太太也抱怨过这件事。她说每次去超市都要花半小时翻看成分表，不然一不小心就买了一整箱会让孩子们在学校被老师连续警告的糖分炸弹。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高糖饮食确实能轻易提供那种让人放松的快乐，不是吗？”
“如果你的定义是让人暂时忘记一天的疲惫，那我也有个更好的提议：直接在食物里加点大麻，效果更直接，还省得那么多食品公司花费上千万美元去开发代糖。”
任夏耸了耸肩，话语说的很轻松，但调侃和嘲讽的态度丝毫不遮掩。
观众席里瞬间爆发出一阵哄笑和零零散散的惊呼。
汉尼提猛地拍了一下桌面，眼睛瞪大了，他将手肘支在自己膝盖上，朝任夏的方向微微倾身。
“任夏导演，不得不说，你的语言风格很令人印象深刻。”
他在自己的膝盖上又轻轻拍了一下，重新直起腰，把话题从食品标签拉回到真正的战场。
“行了，不开玩笑了。说说那两部电影吧，任导演。现在很多美国人正在关注你，你的言论在网上引发了极高的讨论热度，我想我们的观众也很想从你这里听到一个直接的介绍：你这两部电影到底在讲什么？”
“这是我的荣幸。”
任夏微微颔首，“我想这也是我与美国人民之间，真正能有共鸣的地方。”
他坐直身体，把麦克风换到另一只手上，用一种不疾不徐的语速，将《张纯如传》和《奥本海默》的剧情大纲、历史背景以及拍摄缘起简要地讲了一遍。
在介绍到《奥本海默》时，他特意提到格罗夫斯将军在深夜把日军暴行档案袋放在奥本海默桌上的那场戏——南京“百人斩”的照片、朝鲜慰安妇的证词、731部队的实验记录，以及“一亿玉碎”计划。
“你似乎在电影里面添加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作为素材？为什么会这么做？”
汉尼提问道。
“这些素材之所以被写进剧本，是因为我到美国之后发现这里有人正在为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而感到内疚，而且很多美国人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对其他民族造成的系统性苦难几乎没有任何系统的认知。”
“这让我非常震惊。”
任夏露出震惊和不解的表情：“于是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翻阅日军的战时档案、幸存者口述记录以及当时西方记者拍下的照片，结果我才发现，日本官方一直在系统性地销毁和掩盖这些历史资料。”
“更讽刺的是，一些自称进步主义的左翼组织，居然也在配合他们的行径，因为他们觉得把日本定义为侵略者会破坏他们关于‘战争是所有人类共同的悲剧’的那套叙事。”
他把手从西装口袋边缘收回来，抬起视线重新看向镜头对面的主持人。“我认为这种行为，是对二战中所有遇难者的背叛。”
“听起来你非常愤怒。”
“愤怒？”任夏偏了下头，像是在咀嚼这个词，然后轻轻摇了摇头，语调反而比之前更平静。
“愤怒这个词，太轻了。你能想象一个犹太人，在得知德国政府公开否认纳粹大屠杀、销毁罪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吗？”
“你的比喻非常尖锐，非常敏感。我已经能想象到这一期节目在左翼那边的评论区会是什么样子了。”
汉尼提立刻毛骨悚然起来，原因无它，任夏的比喻实在是太敏感了，几乎踩着美国舆论场的政治正确红线跳舞。
“所以。”任夏继续说，语调平得像是在陈述一个数学定理，
“既然这些苦难是日本人制造的，既然他们为了阻止盟军登陆而制定了‘一亿玉碎’计划，那么请问，当时的决策者如果不用原子弹，用什么来结束这场战争？让数百万美国士兵和更多的亚洲平民继续送死吗？”
“二战期间的日本政府，它的本质就是一个恐怖分子政权。对这样的政权，除了彻底将其战争能力瓦解、取缔、从国际组织中隔离审查之外，没有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
“我到现在仍然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美国人，坐在这片由自己父辈用鲜血换回来的和平土地上，为1945年8月那两颗原子弹感到愧疚。”
“如果他们真的对平民怀有如此深厚的同理心，那这种同理心，应当首先用在因为日本侵略战争而遇难的几千万中国人身上。应当用在被掳为慰安妇的二十万个朝鲜女性身上。应当用在新加坡被押到海边用机枪扫射的五万个华人身上。而不是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用在西好莱坞的咖啡店里，对着《纽约客》的影评专栏发出一声矫情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