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尼提打开话匣子以后就没停下来，滔滔不绝讲个不停，情绪非常高昂。
“你们听到了吗？你们刚才听到任导演说的那些话了吗？左翼就是一群小偷。他们偷走了这个国家的财富，偷走了你们的工厂，偷走了你们孩子的未来，偷走了你们父辈用血换回来的那份尊严。”
他的声音在演播室里回荡，台下观众的喧哗声像被泼了油的柴堆一样腾地窜起来。很多观众直接在下面鼓噪起来，有人把外套脱掉扔在座位上，有人把手拢在嘴边对着台上吹口哨。
“他们打着进步的旗号，干的全是苟且的勾当。他们把你们的税钱拿去补贴那些不愿意工作的人，然后指着你们说：‘你们这些可悲的人，你们才是社会的负担！”
“他们把孩子送进学校，教他们性别是流动的、爱国是可耻的、家庭是压迫工具，然后告诉你们：‘如果你不同意，你就是仇恨者！”
“他们不是在治理这个国家，他们是在歪曲这个国家的灵魂。而他们歪曲的方式，就是把所有你们相信的东西：信仰、家庭、勤奋、责任、爱国，全部扔进垃圾堆！”
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跺脚声，整个演播室的地板都在微微震动。
汉尼提用手指着镜头，语气忽然变得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锋利也更冰冷。
“我们是时候站起来了。我们是时候告诉那群坐在华盛顿象牙塔里的骗子：够了。把我们的国家还给我们。”
“把我们的边境关起来，把那些非法入境的人赶出去，把工厂从亚洲迁回来，让制造业重新在这片土地上轰鸣，让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学到的第一件事不是怎么填写性别代词，而是怎么写字、怎么算数、怎么爱国。”
“夺回这个国家！从每一张选票开始，从每一次站出来发声开始，从每一个拒绝向他们那套虚伪话术低头的人开始！”
观众席里已经站起来一大片人。有人举着拳头，有人眼里泛着泪光，有人像在教堂里回应牧师布道一样对着台上喊“阿门”。
就在这时，汉尼提忽然做了一个让整个演播室都意外的动作。他转过身，朝一个穿着深蓝色工装夹克的中年男人伸出手。“这位观众，你刚才一直在那里，我看你一直在点头，你愿意上来说两句吗？”
工作人员迅速递过去一支无线麦克风，那个中年男人接过来，站起来的时候肩膀微微发抖，不是紧张，是某种被压抑了太久终于找到出口的激动。
“我叫迈克。”他说话带着很重的俄亥俄口音，语速不快，但每个字都像是从胸口里一根一根拔出来的。
“我在通用汽车的工厂里工作了十七年。十七年。2009年工厂关了，搬去了墨西哥。我当时以为只是暂时的，以为政府会帮我们，以为会有新的工作，以为那些在电视上说‘我们会保护美国制造业’的政客们会兑现承诺。但什么都没发生。”
“工厂没回来，工作没回来，连我们那条街上曾经最热闹的教堂后来也关掉了。你知道被关在教堂外面是什么感觉吗？不是神抛弃了你，是连那些和你一起念祈祷词的人都搬走了，整条街忽然安静得像一座还没被拆完的坟。”
一拍，深吸一口气，然后用更高的声音继续说。“我不是来抱怨的。我是来告诉你们：我以前放弃投票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这票根本不重要，所以过去的几十年中，我没有参与过一次大选投票，但刚才你们的那些话，让我忽然想明他明白了一件事。他们为什么能一直赢？不是因为他们人多，是因为我们沉默了太久。他们以为我们不会再站起来了。”
“我们会的。”
汉尼提用力拍了拍迈克的肩膀，然后转向镜头。
“我们当然会的。因为还有第二个故事。”他走向观众席另一侧，俯身和一位四十多岁的女性低声交谈了几句，然后牵着她的手走到演播室中央。她穿着素净的深绿色毛衣，眼眶发红，但站得很直。
“我叫克莉丝汀。”
她紧紧攥着麦克风，声音发紧但没有哭腔。“我女儿今年十六岁。两年前，她在学校里被老师引导，说她可能是跨性别者，说她不需要告诉父母，说学校会保护她。我们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有一天她在房间里试着剪掉自己的头发，我们才发现事情的经过。”
“我先生去学校找那位老师对质，他们告诉他：“这是专业的性别教育，你的意见需要先参加家长的培训课程之后才有资格被评估。”
“我先生后来半夜坐在走廊里反反复复地翻开孩子小时候的照片，我问他为什么不进屋，他说怕等她一觉醒来上了大学，自己就再也不是照片里那个趴在父亲背上打盹的女孩的爸爸了。”
“我们不是在反对跨性别者本身，我们是反对有人在孩子翅膀还没长全之前，就急不可待地替他们决定了他们将要摔进哪个悬崖。”
“但你们还没有放弃。”汉尼提说，语调温和却笃定。
“我们没有。”克莉丝汀点了点头，“我们转学了，找了一所还相信家庭比意识形态更重要的学校。但你知道最让我愤怒的是什么吗？是那些制定这些政策的人，从来不敢直接面对我们。”
“他们躲在学术语言和教师培训手册后面，把我们的孩子当成实验品，然后把任何反对的声音都妖魔化。”
汉尼提重新转向镜头，他的声音在这两段观众发言之后变得比之前更沉稳，但那份沉稳底下压着火，压得很深，几乎要把话筒捏碎。
“你们看见了吗？这不是个案，这不是巧合，这是系统性的文化侵蚀。每一个家庭都在孤军奋战，而他们拥有整个教育体系、整个媒体机器、整个娱乐产业。但你们知道他们的弱点是什么吗？”
“他们从来不敢直面真正的普通人。他们害怕普通人开口说话，害怕普通人站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害怕普通人团结起来。因为一旦普通人团结起来，你们猜猜会发生什么？那些曾经被他们推翻了又被他们反复挪动过的定义就会从教科书里飘出来，变成真正能决定他们明天还能不能站在讲台上的那张选票。”
他停了一拍，然后用一句简短到近乎粗暴的话结束了发言：“他们最怕的不是你们愤怒，是你们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