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制结束的提示灯在导演区亮起来的时候，现场观众还站着的超过一半，掌声持续的时间比任何一期节目都久。汉尼提和任夏在后台简短地交谈了两句，工作人员迅速收拾着台上的无线麦克风和桌卡，导播室里有人在调整拷贝影像的同步文件，后台走廊里的实习生抱起厚厚的台本记录飞跑向后期剪辑室。
任夏回到酒店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他刷卡进门，把外套脱下来挂在门后的衣钩上，拧开一瓶水喝了几口，没有等电视播出，直接关灯躺下。纽约的冬夜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几缕灰蓝色的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救护车的鸣笛，他翻了个身，很快睡着了。
翌日清晨，任夏是被门外金驰压抑不住兴奋的嗓音叫醒的。
“任哥，你醒了没？”八点刚过，金驰就已经敲响了任夏房间的门，手里举着平板电脑，屏幕还亮着，上面的数据曲线几乎全压在同一个时间轴的顶端。
“你昨晚的访谈已经爆了。”金驰一边往房间里走一边用手指在屏幕上划拉。
“福克斯新闻旗下所有社交媒体账号同步推送的节目片段直播播放量在凌晨突破了纪录，汉尼提在你最后那段发言结束时的几个定格镜头同时出现在至少三个不同保守派账号的置顶推文中，每一个都加了不同风格的配文。”
“就连DJT，还有克鲁兹，这两个最有希望的右翼候选人，都分别转发了这期视频的采访片段。”
“克鲁兹的推文是左翼是小偷，DJT的推文更直接，他引用了汉尼拔的话，宣称要夺回这个国家！”
任夏看着平板电脑数据的时候，金驰的个人手机上开始陆续弹出各大保守派意见领袖在各自账号发布的实时文章。
《国家评论》的晨间简报单独为任夏预留了文化评论版头条，标题定为《为什么一个中国导演能替美国人说话》。
金驰把手机屏幕转过来给任夏看了一眼，然后放回桌上。
“电视台那边汉尼提的制片人刚补发了一封邮件，说昨晚的收视数据超出所有预测模型，他们正评估要不要在周末再追一期特辑，嘉宾人选暂定名单里仍然把你的名字放在第一位。”
“给他们说一下，咱们暂时不去了。”
任夏想了想回答道。
他这次来美国的行程其实挺紧张的，离开美国前必须把剧组的所有工作都敲定，不可能专门再留时间去第二次参加访谈。
他参加汉尼提的脱口秀访谈目的之一，也只是为《张纯如传》和《奥本海默》这两部电影的未来观众们提前画出一张粗略的素描。
而这张素描最终能不能让普通人走进电影院，取决于他接下来这几天和伊斯特伍德团队一起钉进实地考察和拍摄方案中的每一个具体决定。
接下来的三天，任夏没有接受任何新的媒体邀约。金驰替他推掉了所有采访请求：福克斯的、布莱特巴特的、几档在保守派听众中颇具影响的播客栏目以及几份独立纸媒的专栏撰稿邀请，以便让任夏专心在电影方面。
伊斯特伍德带着团队亲自到了纽约，正带着编剧们吸收整理任夏提供的那些历史资料。
任夏进去的时候，执行导演正把几张历史照片的复印件逐张摊在长桌上。那些照片是历史行动委员会从鲁兆宁的私人收藏网络里整批调取的档案资料，从南京城破后的废墟全景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的登记名册，每一张都被小心翼翼地用无酸透明封套保护着，依次铺在深灰色桌布上，被会议室窗外的冬日阳光照得泛黄。
随后几天，任夏带着执行导演和美术指导飞了两趟旧金山，又跑了一趟洛杉矶东郊。
张纯如在创作《南京暴行》的两年间，大部分时间是在旧金山的家中和斯坦福大学图书馆里度过的。
任夏坚持要把她当年用过的书桌、书架、墙上钉着的日程表、甚至键盘上某个特定键位磨损的程度全部复刻进场景里。
美术指导起初觉得这些细节在镜头里可能很难被注意到，观众只会看到演员坐在书桌前查阅资料的那个背影，然后镜头就切走了。
任夏听完之后没有马上接话，只是把桌上那张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旧档案室的参考照片往前推了一下：“拍得到就拍。拍不到也是一种态度。”
回到纽约之后，任夏约了导演团队在酒店会议室里开了一整天的剧本会。
从剧本大纲开始逐场讲述自己当初为什么会那样写：为什么张纯如和幸存者的对话全部采用近乎口语的短句而没有一句文学化的修辞，为什么拉贝日记那段戏必须用克制的固定近景和一名演员独自翻页的微小动作来呈现，为什么电影最后一场戏打算让她在采访归途的深夜独自在书桌前写下自己反复划掉又重写的那几行字。
已经近八十岁的伊斯特伍德坐在长桌另一端，他一整天几乎没有说话，只是偶尔翻开放在手边的那份打印剧本，在段落旁的空白处用铅笔轻轻地画一道线，然后再画一道，专注而认真，甚至可以说有一种专注于历史的虔诚。
“你交代得很完整。”
他合上剧本，把铅笔搁在桌面上，抬起头看着任夏。他的声音像砂纸磨过旧木头，粗糙，但带着一种老派人特有的郑重。
“剩下的交给我。”
“有劳。”
任夏微微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