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找到了方向，那就动手。我们必须设计一套全新的夹具，同时配套设计一套离线检测工装。时间，省里只给了三个月。而我们，连一张可用的新图纸都没有。必须抓紧。”
项目组找到了突破方向，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
六月中旬，山里的夜来得早，技术科会议室的灯却一直亮着。
沈一鸣站在绘图板前，手里攥着绘图尺和铅笔，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面前的硫酸纸上，已经画满了线条。
定位块的轮廓、压板的形状、底座的孔位，还有密密麻麻的尺寸标注和形位公差。这已经是第五版草图了。
“先按这个版本出图吧。”经过一下午的讨论，沈一鸣最终拍了板，“明天一早送加工车间。周伟、赵毅诚、怀民，你们三个明天跟去车间，盯着加工。有问题现场沟通，能改的当场改。我们等不起。”
第二天，天刚亮，三人就抱着改好的图等在了精密加工车间门口。
加工在磕磕绊绊中开始了。
问题一个接一个冒出来：某个孔距公差给得太严，厂里最精密的设备也很难稳定达到；某个槽的对称度要求无法直接测量，需要设计专门的检具，而检具本身又需要设计和加工……
图纸被反复修改。硫酸纸被擦得发毛，新画的线条压着旧的痕迹，凌乱不堪。
最要命的是，在二维图纸上，凭借人脑的空间想象力和复杂的尺寸链计算，很难完全避免零件之间的干涉问题，尤其是在这种带有曲面和复杂装配关系的夹具上。
第一版所有零件加工完成，已经是十天之后。
当试件被装到那台磨床上测试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周。
测试结果令人沮丧。
用新夹具装夹标准试件磨削后检测，平面度最好的结果是零点零零六毫米，最差的零点零一二毫米。
重复装夹几次，数据波动很大。距离设计目标零点零零五毫米，看似只有几微米的差距，却像天堑一样难以逾越。
“还得改。”沈一鸣看着检测报告，疲惫写在脸上，“定位块的刚性要再加强，压紧机构的力臂要重新计算，消除回程间隙……检测工装的设计也得同步开始，不能再等了。”
这意味着，几乎要推倒重来。
大伙儿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设计、绘图、下料、加工、热处理、装配、调试、测试……第一轮用了三周。
就算第二轮效率提高，至少也需要两周半。
这还只是夹具本体的第二轮尝试。还有配套的检测工装，图纸还没开始画。
两套工装，按这种“设计-试制-修配-再设计”的模式循环下去，乐观估计也要四到五个月。
而省国防工办给的最终时间，是三个月后，也就是九月中旬，必须拿出稳定达到0.005mm精度的加工方案和合格样件。
这还没算上拿出合格工装后，工艺参数的重新摸索、优化、稳定所需要的时间。
“老师，”周伟在一天晚上，拿着自己粗略计算的时间表，找到了沈一鸣，“按现在的路子，时间……可能不够。”
沈一鸣接过那张写满日期的纸，看了很久。窗外是黑黢黢的山影，偶尔传来远处哨兵换岗的口令声，短促而清晰。
“我知道。”沈一鸣把纸折好，放进抽屉，“可我们没有别的路子。手工绘图，反复试制，这是我们唯一熟悉、唯一能掌握的方法。也是全国几乎所有工厂和研究所，正在用的方法。”
他望向窗外，像是在自言自语：“这是精密机械系建系以来接的第一个军工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宁愿晚点，精度也不能出问题……”他摇了摇头，没再说下去。
那种沉重的无力感，弥漫在每个人的心头。
……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陆怀民独自去了厂里的技术资料室。
去资料室的动机很明确，他脑子里反复盘算着项目组面临的困境，一个词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来：
CAD，计算机辅助设计。
连续几周在绘图板前、在车间里、在会议中的挫败感，让一个前世模糊的印象变得越来越具体。
手工绘图、反复试错的传统方法，效率太低，容错空间太小，根本赶不上三个月的时间要求。
要想破局，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更高效、更精确的设计验证方法。
他想起了这个词。
在重生前的那个时代，这是工程师的基本工具，但在1979年，这无疑是尖端中的尖端，甚至对多数中国工程师而言，可能只是一个听过却从未见过的概念。
陆怀民不太了解此时的 CAD技术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所以打算看看能不能找点相关资料了解一下。
资料室那间不大的屋子，靠墙立着几个高大的绿色铁皮柜。
他走进去，目标明确地在“外文期刊”和“新技术译丛”的分类前驻足，开始仔细翻找。
他抱着一线希望，想看看国内是否已经有关于这项技术的零星介绍或引进。
手指划过一排排书脊，大多是五六十年代的苏联译本，内容陈旧。
又翻了几本国内的技术汇编，提到的“计算机应用”也大多局限于科学计算。
就在他几乎要放弃时，指尖触到了几本厚厚的册子。
他抽出一本，拍了拍灰，就着昏暗的灯光翻开。
里面是英文和德文期刊的影印页，内容涉及航空结构、精密仪器制造等前沿领域。
他快速浏览着目录和摘要，翻到其中一页时，他的目光骤然定住。
那是一份1974年美国某工程期刊的影印页。
标题赫然是：“计算机辅助设计在复杂航空结构应力与变形分析中的应用初探”。
文章不长，配有几幅由计算机绘制的、略显粗糙但结构清晰的三维线框示意图，讨论了如何利用计算机建立模型，预先分析部件在载荷下的行为。
陆怀民的心跳猛地漏了一拍。
他迅速翻页，又在一份1975年的德国工程报告摘要中，看到了更相关的描述：“基于交互式图形显示系统的公差累积分析与装配仿真——确保高精密仪器可靠性的新途径”。
摘要明确指出，这种方法能“在物理样机制造前，于虚拟空间中预测并消除干涉，优化公差分配”。
资料非常零散，没有具体的软件名称、硬件配置或操作细节，更像是一种技术前瞻和概念论证。
但就是这几行英文和德文，配上那几幅由点和线构成的三维示意图，对陆怀民而言，不啻于黑夜中划过的一道闪电。
就是它！
困扰项目组的所有核心难题，包括二维图纸与三维实体的转换鸿沟、复杂尺寸链导致的人脑计算极限、装配干涉的事后才发现、无法预知的受力变形，而文章里提及的CAD技术，瞄准的正是这些痛点！
如果把那套令人头疼的夹具和检测工装，在计算机里建立一个三维数字模型呢？
这个念头一旦升起，便再也无法按捺。
他仿佛能看到，那些靠人脑难以完全构想清楚的零件，能在虚拟空间里被任意旋转、剖切、测量，每一个特征的相对位置都精确无误。
可以进行虚拟装配，提前“看到”零件是否干涉。
可以赋予材料属性，模拟夹紧力下的弹性变形，从而优化结构。甚至，可以由精准的三维模型，直接生成毫无歧义的二维工程图纸和加工代码，从源头上杜绝人为绘图、读图和计算错误。
理论上，其精度完全能达到甚至超越微米级，远非人手和肉眼所能企及。
这不正是打破当前“设计-试制-失败-再设计”死亡循环的唯一希望吗？
激动如电流般窜过全身，但随即，他的兴奋被浇灭了大半。
CAD，这个概念，在1979年的中国，有几个人听说过？
别说应用，恐怕连讨论的基础都不存在。八二七厂有符合条件的计算机吗？
即使有，是那种庞大的、用于科学计算的机型，还是那种能支持图形交互的、更先进的微型计算机？
国内有谁懂这个？
一连串严峻的问号砸下来。
这个想法太过超前，甚至有些“疯狂”。
在1979年的中国，在这个主要依靠绘图板、计算尺和老师傅经验的领域，突然提出要用计算机来“画图”、来“模拟”、来“设计”，听起来简直毫无可能。
可是人家在1974年、1975年就已经在公开讨论，甚至开始应用了。
这说明在国际最前沿，这项技术已经走出了纯粹的实验室阶段，正在尝试解决真实的工程问题。
如果别人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探索，并且看到了它的价值……陆怀民盯着纸上英文术语，眼神越来越亮。
那我们为什么连试都不能试一下？
成功，或许能一举打开局面；失败，也可能被视为不切实际的空想。
但他知道，自己必须试一试。
他将合订本放回原处，整理了桌面，深吸一口气，走向资料室门口的管理员柜台。
“同志，麻烦问一下，厂里有没有关于计算机，特别是计算机画图、计算机辅助设计方面的资料？中文的外文的都行，或者……厂里有没有能用来画图的计算机？”
管理员抬起头，推了推老花镜，脸上是一片纯粹的茫然：
“计算机？画图？同志，计算机不是用来算炮弹轨道的吗？画图……那得用笔和尺子啊。咱们资料室就这些了，你刚才看的那些外文东西，已经是馆里最‘新潮’的了。”
这个回答在意料之中。陆怀民点点头，转身走出资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