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三月春光好，绿柳烟波总含情。
到了三月二十这个日子，开封的局势已经稳定了下来，吕惠卿并没有挥动屠刀，这让大家伙悬着的心终于稍稍放下了。
不打仗，那日子就得照常过。
江南不交税，并不代表北方的市场就枯竭了。一百年的积累，两百万的人口，开封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中心。
运河上，商船如织，一切还是照旧。
百姓们过了几天提心吊胆的日子，在总会长的号召下罢了几天工，前几日达成新的劳资协议，现在又可以出来干活了。
市面之上，一切井然有序，仿佛此刻大宋并没有遭遇什么变故。
若要说变化，就是最近很多外地的头面人物进京。退休的官宦、地方的豪强、州郡里的读书人，或者一些豪商巨贾。
人一多，生意也好了，往常半月卖不出一件儿的奢贵之物，如今跟甩卖大萝卜似的。
当然，什么东西涨价，也没有《财经周刊》的版面费涨的多。自打钱韦明刊登了一期《关于官员选拔和教育的研究》之后，似乎所有的团体忽然间一下子意识到了，要想快速的传播自己的主张，周刊无疑是最好的工具。
周刊当期发行量八千份，加上送往外地的合订本，总受众估计有十万规模，影响力的确是国内首屈一指。
钱韦明开价，四千字的版面，一千贯刊印费。
报价一出来顿时把人们吓坏了，抢劫呢，发表一篇文章丢一套豪宅，你们纸儿是金子做的，还是墨是金子做的？
“你嫌贵，我还觉得卖便宜了呢！懂不懂什么叫供求关系。”
没钱的太学生们大呼世风日坏，有钱的党魁和商人团体们，每天却把版面当成门口的告示一样刷。
王安礼领袖的南党，已经陆续发表了《论税赋与权力》、《沿海与内陆》、《人民福祉与大国崛起》等七八篇，表达了他们对于朝廷发展重心和权力分配的想法。
本来他们也是要写欧阳修那样的复古文章的，可在内部朗读时就被喷了个灰头土脸，这又不是策论，写的佶屈聱牙，引章据典，是生怕百姓看懂了么？
咱们是要争取舆论的支持，司马康的工农总会，汴京的商人，禁军的武夫，他们懂个屁的词章。
迫不得已，多花了一百贯，还从周刊特聘了一位改稿编辑。
章惇，豪掷两千贯，替江南商会发表宣言《贡献论》。
士农工商，无论从交税还是繁荣社会的角度，商人都为这个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几十万的人口，创造了大宋四分之一的税收。
同时，还承担了大量超过自身义务的徭役，捐派。
这种系统性的打压，极大的伤害了商人作为大宋人民一员的感情。
国家要发展，就应该依贡献来奖赏，至少不应该打压。我们要求有自己的代表，有帮我们发声的渠道，有保障利益的制度。
“此类贱人，正该驱除于士大夫行列！”
章惇的背叛让南党义愤填膺，六大商会集江南商业之精华，一下子全让他拉走了，每年赞助费都要少十万贯。
以后诗会雅集谁来掏钱，过生日谁来贺礼？
如果被人念叨耳朵会热，章惇就得被烤成猪头。
大家都在为自己的阶级和派别四处宣讲，忽然有一天，周刊上登出一篇《论教育的公平》，署名是张载，一下子惊住了所有人。
老先生现在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执行校长，又是关中学派的带头人，虽然表面上没有党派，实际却分量非常重。
文中，老先生矛头指向现在的书院教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