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辉拔下笔帽，在那张白纸的右下角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签完字，两人将合同夹互换，再次签字。
“让我们恭喜郑辉先生，正式成为环球唱片大家庭的一员！”
司仪的声音在宴会厅内回荡，郑辉与郑东汉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面向台下上百个镜头，露出了商业微笑。
走完这套形式主义的流程，礼仪小姐撤下签字台，工作人员迅速搬上了两张高脚凳。
真正的重头戏，也是台下这群媒体记者们最期待的环节——媒体群访，正式开始。
郑辉和郑东汉并肩坐下，司仪拿着麦克风维持秩序：“各位媒体朋友，接下来的二十分钟是自由提问时间。请大家举手示意，由于时间有限，请尽量简明扼要。”
话音刚落，台下顿时举起了一大片手臂，场面堪比嗷嗷待哺的鸭群。
司仪目光一扫，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点起了一名戴着黑框眼镜的女记者。
“第一排左数第三位女士，请提问。”
女记者站起身，语气温和道：“郑辉先生您好，我是《星岛日报》的记者。
刚才郑总裁提到了您的新专辑是专门针对成年人和中年男性的，这与您之前《倔强》的受众完全不同。
请问这张专辑的名字叫什么？您想通过这张专辑传达一个怎样的主题呢？”
这个问题一听就是环球公关部提前安排好的友军。抛砖引玉，将话题引到了新专辑的宣传上。
郑辉拿起麦克风回答：“这张新专辑的名字，叫作《半生》。”
“半生？”台下不少记者低声重复着这个词，细细品味。
“是的，半生。”
郑辉点了点头，目光扫过全场：“在这个社会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可能已经三十岁、四十岁，人生的进度条走过了一半。
他们不再年轻，不再有挥霍时间的资本，他们每天一睁眼就要面对房贷、车贷、父母的养老、孩子的教育。”
“他们是公司里不敢随便辞职的员工，是家庭里默默扛下所有压力的顶梁柱。
他们年轻时也曾有过改变世界的梦想，但最终都被现实的柴米油盐磨平了棱角。
他们是这个社会最坚实的底色，却也是最容易被流行文化忽略的群体。”
“《半生》这张专辑，就是写给他们的。
主题很简单——致敬每一个在生活泥沼中挣扎，却依然没有放弃前行的平凡人。
我想用音乐告诉他们，你们的辛酸，有人懂。”
这番话说得极具感染力，连前排几个扛着摄像机的中年摄像大哥，眼神都忍不住黯淡了瞬息。
随后，司仪又连着叫了两个香港本土的娱乐周刊记者，依然是环球安排的友军。
“郑辉先生，请问这张《半生》依然是您包办所有的词曲创作吗？”
“是的，十一首歌，全部由我个人独立创作。”郑辉回答得干脆利落。
“郑辉先生，您对这张专辑的销量预期是多少？有信心打破《浮生》创造的一百四十万张全亚洲纪录吗？”
“音乐的价值不是用数字来简单衡量的，但我相信，只要歌声足够真诚，能打动人心，市场自然会给出最公正的反馈。
至于能不能打破纪录，五月八号发售之后，各位自然会看到答案。”郑辉的回答滴水不漏。
接连几个温和的问题抛出来，现场的气氛显得其乐融融，这让那些抱着找茬心态来的记者们按捺不住了。
尤其是在后排那几个来自台湾的记者，他们可是带着主管的任务来的。郑辉昨天在金曲奖上被官方刻意冷落，今天却在香港大出风头，拿了五千万的签约金，这让他们心里怎么能平衡？
“那个穿蓝色西装的先生，请提问。”司仪原本想点旁边的一个相熟记者，却被那个台湾记者直接站起来抢了先。
那名台湾记者一把抓过工作人员要越过他的麦克风，连自我介绍都省了，直接发难：“郑辉先生！我是台湾《自由时报》的记者！刚才听您把自己的新专辑吹得天花乱坠，似乎对自己的创作才华有着绝对的自信！”
“但是！”他提高了音量，眼神中带着挑衅的光芒：“昨晚在台北举办的第九届金曲奖颁奖典礼上，您的《浮生》虽然入围了五项重量级大奖，但最终却仅仅只拿到了一个最佳作词人的小奖项！”
“最佳国语男演唱人、最佳专辑、最佳年度歌曲，这些真正衡量一个歌手和一张专辑音乐性的大奖，您全军覆没！”
“请问郑辉先生，对于金曲奖评委只认可您的词，而不认可您的曲和唱功，只给了您这么一个安慰性质的小奖，您个人是怎么看的？
这是否证明了，您的音乐在专业评审眼里，其实也就是所谓的口水歌，缺乏真正的音乐深度和艺术性呢？！”
这个问题一出，整个宴会厅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
这根本就不是在提问，这是当着全亚洲媒体的面，把金曲奖那个尴尬的结果拿出来，狠狠地抽郑辉的耳光！
你不是说你天才吗？你不是拿了五千万签约金吗？你不是说你四天写了神作吗？
那为什么华语乐坛最高规格的颁奖典礼，只给你一个作词奖？既然你的音乐那么牛，评委为什么不给你大奖？
如果不给你大奖，那是不是说明环球唱片这五千万花成了冤大头？
所有香港和内地的记者目光齐刷刷地汇聚到了郑辉的脸上，想看这位天才要如何应对这种羞辱的质问。
旁边的郑东汉眉头猛地一皱，刚想拿起麦克风替郑辉挡下这个问题。
金曲奖背后的政治施压和暗箱操作，环球高层心知肚明，但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在公开的发布会上捅破的。
然而，还没等郑东汉开口，郑辉却已经抬起了手，制止了郑总裁的解围。
面对那名台湾记者的挑衅，郑辉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恼怒、慌乱，甚至连错愕都没有。
“这位台湾媒体的朋友，你的问题很有意思。”郑辉的声音很轻松。
“对于昨晚的金曲奖，我首先要感谢评审团愿意把最佳作词人这个奖项颁发给我。
这说明，他们至少认真看了我写的歌词，确认了我使用的标点符号和汉字都是准确无误的。”
“噗——”台下顿时有几个定力不足的内地记者忍不住笑出了声。这话听着是在感谢，但怎么品都像是在嘲讽评委只认识字。
那名台湾记者脸色一僵：“郑先生，请您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只有作词奖？您对错失大奖怎么看？”
“别急，我这不是正在回答你吗？”郑辉依然保持着微笑。
“你问我怎么看？我的看法很简单。”
“我郑辉写歌，第一天就不是为了去考场的。我写歌，不是为了迎合某几个坐在房里，手里拿着打分表的所谓专业评委。
我写歌，是为了给歌迷听的。”
“音乐这种东西，是很主观的。评价的人，和真正写歌、听歌的人，他们心里衡量的标准，可能完全不一样吧。”
“评委有评委的标准，他们喜欢阳春白雪，喜欢复杂的编曲，喜欢让人听不懂的先锋艺术，那很正常。”
“但我有我的标准。我的标准就是——只要买我磁带的学生觉得这首歌给了他们力量，只要听我CD的都市男女觉得这首歌治愈了他们的情伤，只要歌迷们喜欢，那这就足够了。”
“一座奖杯，只是模具。它能放在柜子里，但它唱不出声音。”
“我不在乎我拿了多少个奖。我只在乎，十年后，当那些评委的名字都被人遗忘的时候，大街小巷的音像店里，是不是还在放着我的歌；KTV的包房里，是不是还有人在唱着我的旋律。”
“如果一定要用几个奖杯的数量，去定义一个歌手的音乐性。那我觉得，这不是音乐的悲哀，而是那个颁奖典礼的悲哀。”
这番连消带打、绵里藏针的回答，瞬间引爆了全场！
没有气急败坏的谩骂，巧妙地将评委的评价体系和大众的评价体系直接对立了起来！
你拿评委的标准来贬低我？那我就直接告诉你，我根本不鸟那些评委！
我是为了普罗大众写歌的！你贬低我，就是在贬低全亚洲那几百万买我唱片的歌迷的审美！
台下的内地记者和香港记者毫不吝啬地送上了掌声。那名提问的台湾记者满脸涨得通红，张了张嘴还想反驳，却被司仪眼疾手快地直接切断了麦克风的声音。
“好的，感谢郑辉先生的精彩回答。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最后再请两位媒体朋友提问。”司仪赶紧出来控场，将话题重新拉回安全区。
接下来又叫了两三个环球一系非常友好的媒体人。
“郑辉先生，面对五千万这么庞大的一笔签约金额，您个人觉得意外吗？未来在环球有什么具体的展望？”
“五千万确实是个令人心跳加速的数字。”郑辉幽默地耸了耸肩：“老实说，看到数字的那一刻，我都在想，这些钱能不能铺成一张床让我睡觉。
至于未来的展望，很简单，保质保量地完成这五张唱片，让环球的股东们觉得这五千万花得物超所值，最好能让他们半夜笑醒。”
又是一阵轻松的笑声，整个发布会的气氛在经历了短暂的刀光剑影后，再次被郑辉拉回了游刃有余的节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