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四号。
环球影业的公关机器全速启动。
Canal+电视台在当天下午的黄金时段播出了一期三十分钟的特别节目，标题：
《L'homme qui crée des existences——La question du Lion d'Or》
“创造存在的人——关于金狮奖的问题。”
节目邀请了三位嘉宾：一位法国影评人、一位意大利电影学者、一位英国表演艺术理论家。
三个人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讨论：《疾速追杀》是否值得获得金狮奖？
法国影评人的立场非常明确：“如果我们还在讨论'一部动作片能不能拿金狮奖'这个问题，那说明我们对作者电影的理解还停留在上个世纪。
郑辉用这部电影证明了，类型不是限制，类型是工具。一个伟大的作者可以在任何类型中表达自己。”
意大利学者从本体论的角度切入：“这部电影最令人不安的地方不在银幕上，而在银幕之外。
当你知道那张脸不是化妆的结果，而是一个人用自己的肌肉重塑的另一个人，你会开始质疑一些非常根本的东西。
什么是表演？什么是身份？什么是真实？这些问题的重量，远远超过了任何所谓的文艺片所能承载的。”
英国理论家则把讨论拉向了更广阔的维度：“我们在电影史上见过无数次演员为角色牺牲的故事。德尼罗增重，贝尔减重，方法派演员把自己逼到精神崩溃的边缘。
但所有这些，都是在‘这个人还是这个人’的前提下进行的。
郑辉做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他让这个人消失了。不是隐藏，不是遮盖，是消失。这不是表演的极限，这是表演的新起点。”
节目在法国、比利时、瑞士的法语区同步播出，收视率超出预期。
与此同时，维旺迪的媒体网络在欧洲全面铺开。
德国《南德意志报》刊登了一篇两千字的影评，标题是《暴力作为仪式：郑辉与新暴力美学》。
文章从让-皮埃尔·梅尔维尔的《独行杀手》谈起，经过北野武、吴宇森，最终落在郑辉身上，将《疾速追杀》定位为暴力美学的最新进化
“不是对暴力的美化，而是把暴力变成一种精密的视觉语言。”
意大利《晚邮报》发表了一篇以“开幕影片与金狮奖”为主题的评论文章。
文章回顾了威尼斯电影节历史上开幕影片获得金狮奖的先例，指出虽然概率不高，但当作品本身的品质和话题性远超同届竞争者时，评审团应该有勇气做出正确的选择。
文章最后一段写道：“如果金狮奖不颁给《疾速追杀》，那它该颁给谁？这个问题，今年的威尼斯，恐怕回答不出来。”
法国《正片》杂志发表了一篇充满学术色彩的长文，标题是《犯罪叙事中的哲学深度：从梅尔维尔到郑辉》。
文章的核心论点是：《疾速追杀》表面上是一部简单的复仇故事，但它的叙事底层蕴含着被精心隐藏的存在主义逻辑。
约翰·威克不是在为狗复仇，他是在为存在的意义复仇。
妻子的死让他失去了活着的理由，小狗是最后一根线。当这根线也被斩断时，他选择用暴力重新定义自己的存在。
“杀人，就是他的存在方式。这不是道德判断，而是存在论层面的陈述。在这个意义上，《疾速追杀》和加缪的《局外人》有着令人惊讶的亲缘关系。”
这篇文章在发表后迅速被转载到多个欧洲文化类网站上，被几位法语区的影评人单独拎出来讨论。
法国导演雅克·欧迪亚是否在评审讨论中引用了这篇文章的观点？没有人知道。
但根据一位在电影节派对上和欧迪亚交谈过的法国记者透露，欧迪亚确实读过这期《正片》。
“他没有发表任何评价。”记者说：“但他读得很仔细。”
针对匈牙利摄影师拉约什·科瓦奇的公关线也在同步推进。
《美国电影摄影师》杂志在九月初刊发了一篇技术分析文章，由杂志的资深编辑撰写，标题是：
《Painting Violence：The Cinematography of John Wick》
“描绘暴力：《疾速追杀》的摄影技术。”
文章用了大量技术术语来分析影片的视觉风格。
DI数字调色方面，文章指出影片采用了场景定色的策略，每一个场景都有自己的主色调，且色调之间的过渡是渐进式的。
从家中袭杀的灰黑色，到红灯区酒吧的霓虹粉，到教堂火拼的冷金色，到雨夜码头的靛蓝色。
色彩的变化不仅服务于情绪，更服务于空间的心理地理学，每一种颜色对应着约翰·威克内心世界的一个层面。
长镜头摄影方面，文章特别分析了红圈俱乐部那段四分钟的连续镜头。
摄影师孙明从一楼跟随主角打到二楼，穿过舞池、走廊、包厢，全程没有明显的隐藏剪辑点。
“这段长镜头的难度不在于跟拍本身，好莱坞有大量经验丰富的斯坦尼康操作员能做到这一点。
难度在于，这个镜头同时要容纳复杂的动作编排、多次枪械发射的火光控制、持续变化的灯光环境，以及一个主演在维持极度复杂的面部肌肉控制状态下完成所有近身格斗动作。”
“这种拍摄条件的苛刻程度，在笔者三十年的行业经验中闻所未闻。”
文章发表后，科瓦奇是否读到了？环球影业的人确保他读到了。
方式很简单：在一次电影节官方安排的技术研讨会茶歇期间，一位和科瓦奇相识的意大利摄影师恰好提到了这篇文章，并且恰好把杂志放在了茶歇桌上。
科瓦奇拿起来翻了翻，看了五分钟，然后把杂志塞进了自己的包里。
没有人评价这意味着什么。
但一本杂志被一个评委随身带走，通常不是一个坏信号。
德国制片人安德烈亚斯·费尔斯伯格接到了一通来自柏林的电话，电话里对方没有提奖项。
只说环球欧洲部门对德国合拍片一直有兴趣，特别是艺术电影和类型电影之间的项目，未来可以坐下来谈。
话说得很虚，虚到不能算承诺。
但对一个制片人来说，这已经足够清楚了。
......
同一天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郑辉在酒店套房里接受了五轮圆桌采访。说起来这种采访，在欧洲电影节有着一套不成文的规矩。
有些片方会向记者收取采访费，几百欧元到上千欧元不等，尤其是那些预算紧张的独立制片公司，能从媒体采访里回收一点成本就回收一点。
但环球影业和郑辉不做这种事，戛纳那次没收，这次也没收。不过为了维持排场和筛选质量，环球影业的媒体负责人只安排了重量级媒体。
《纽约时报》《卫报》《世界报》《综艺》《好莱坞报道》《银幕》。这些名字出现在排期表上，其他的被礼貌地挡在门外。
郑辉坐在套房的沙发上，换了五波人。每一波进来的记者问题大同小异，变脸的技术细节，创作动机，和演员德尼罗的合作，中国那次林长阳事件的补充信息。
郑辉的回答始终没有越出理查德划定的框。
“不展开。”
“这个月会看到。”
“它和创作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