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日一早，郑辉洗漱完毕后在房间里吃了早餐。
今天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上午十点有一场圆桌采访，下午两点是单独的一对一专访，晚上还有一个电影节官方的晚宴。
何岩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传真：“老板，环球影业那边确认了。”
郑辉接过文件扫了一眼，《海边的曼彻斯特》的除大中华以外的发行权正式交给环球影业。
他们的发行团队昨晚看完首映后连夜开了内部会议，今天一早就把条件传了过来。
票房分成百分之四十给郑辉这边，这个比例比一般独立电影高出不少，但环球也清楚，这部片子挂着郑辉的名字，质量摆在那里，冲奥冲奖都有很大把握。
这种冷峻的文艺片注定不是大众消费品，虽然票房前景不会太好，但以郑辉现在的名气加成，全球一亿美元左右的票房还是能预期的。
真正值得期待的是DVD和家庭娱乐市场，这种适合一个人安安静静看的电影，后续的光碟销售额往往出人意料。DVD方面五五分成，郑辉觉得合理，签了。
“告诉他们，后续颁奖季的公关我会配合，具体策略他们出方案我过目。”郑辉把文件递回去。
何岩点头，转身出去。
郑辉看了一眼手机，张国荣发了条短信过来：「十点半我那边采访完，来你这喝茶？」
郑辉回了个好字。
……
上午九点，张国荣在丽都岛另一家酒店的会议室里接受几家亚洲媒体的联合采访。关于《偷心》的问题不少，但更多的记者把话题往郑辉身上引。张国荣耐心应对，但凡涉及私人问题，一律笑着挡回去。
采访结束后，他来到郑辉的酒店房间。
“环球那边，你的片子他们怎么说？”张国荣一进门就问。
郑辉靠在沙发上：“签了，发行权给他们。票房四六，DVD五五。”
张国荣在对面坐下，语气轻松：“那我呢？我那部他们看了吗？”
“看了。”郑辉说：“没看上。”
张国荣一点也不意外，道：“国语片嘛，他们本来就不会要，我也没指望。”
他说着，嘴角带了点笑意：“不过这部电影是你投资的，郑老板。环球不发行，北美那边就只能卖艺术院线了。你这笔投资，看起来要亏本了啊。”
郑辉看着他：“你倒挺开心。”
“你亏不亏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导演，我只管拍好。”张国荣打趣着说道。
郑辉说道：“亏不了，你现在名气摆在那里，又入围了威尼斯主竞赛。
后面光是国内院线票房就够回本了，更别说卖海外版权、卖日本韩国、卖欧洲艺术院线。回本绰绰有余。”
“那就好，但万一呢？万一我票房扑了呢？”
郑辉顺着他的玩笑往下说：“既然可能扑街，那你还不快点多去和影评人、媒体聊聊，让他们给你吹一下。最好拿个奖回来，我卖卖版权就不亏本了。”
张国荣指着他，笑骂：“资本家。”
“什么资本家，我这叫投资人关心投资回报。”郑辉一脸正经。
张国荣摇着头嘀咕道：“我还以为你投资我是因为友谊呢。”
“友谊归友谊，生意归生意。”
“收皮啦你。”
……
上午十点，酒店会议室，桌上摆着录音笔和笔记本。
来的都是欧美主流媒体的记者，《银幕》、《综艺》、《好莱坞报道者》、《卫报》、法国《电影手册》，还有几家亚洲媒体。总共十二人。
郑辉坐在桌子一端，面前只放了一杯水。何岩与环球影业公关人员站在角落，不远不近地看着。
《综艺》的记者率先开口：“导演，这部电影的创作灵感是怎么来的？一个华裔移民家庭设定在波士顿海边的小镇，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郑辉回答：“今年年初，我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身边有一帮朋友都在，大家都没什么事做。张国荣先生当时也在那边准备他自己的项目，我们经常碰面聊天。
有一天我突然有了这个剧本的雏形，写了大纲给张先生看，他说想演。于是我就组了局，把这部戏拍了出来。”
“整个拍摄过程很短，四十天左右。曼彻斯特那个小镇本身给了我很多灵感，那种冷、那种安静、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和这个故事太契合了。”
《好莱坞报道者》的记者问：“你在拍摄过程中是怎么引导张国荣先生的表演的？他在这部电影里的状态和他之前所有作品都不一样，看不到任何修饰的痕迹。”
郑辉说：“我跟他说，这部戏不需要任何表演技巧。李这个人，他已经不会表演了。他在生活中不会笑，不会哭，不会愤怒。
他把所有情绪通道都关闭了。所以演这个角色最难的事情不是爆发，而是按捺。”
“张先生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演员，他的本能是去展现情绪。我要做的是反过来，让他把这种本能压住。
每次他想要给出一点什么的时候，我就喊停，让他再收回去。
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你们看到的那种，像一堵墙后面隐约有声音，但你永远听不清。”
问题一个接一个。
有人问镜头语言的选择，为什么大量使用中景和远景而非特写。郑辉解释那是为了制造距离感，让观众像一个旁观者，而非入侵者。
有人问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开放式结尾。郑辉说，因为真实的悲伤没有结尾。
有人问配乐为什么用得那么少。郑辉说，悲伤不需要配乐来告诉观众它在那里，它自己会说话。
这些都是常规问题，郑辉回答得游刃有余。
然后，《卫报》的记者举手了。
这个笔记本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他显然做过非常充分的功课。
“导演，我想问一个或许比较私人的问题。”他开口时语气很谨慎。
“请说。”
“我了解到，你十八岁那年，你的父母因为食用了受污染的海鲜，双双去世。”
房间里安静了一下。
“那是1998年，在澳门。”记者继续说：“而你拍了一部背景设定在海边的电影。主角生活在一个海滨小镇，那里有海风、有冰冷的海水、有渔船和码头。
你的父母死于海产中毒，而你却选择把故事放在海边。这是否是某种…直面恐惧的方式？”
郑辉没有立刻回答。
记者没有停下来等他，而是继续追问：“还有一个细节，你十八岁那年，是你一个人处理了父母的后事，把骨灰从澳门带回福建老家安葬。